如何看待恒大事件后续影响?
来源 : 天风证券投教基地
浏览数 :2071
2021-10-08

【天风研究·固收】孙彬彬/孟万林

摘要:

场近期对恒大事件进展及后续的影响保持高度关注。

首先,自次贷危机以来,信用风险传导链条很清晰,可以称为“危机三步走”。

第一波冲击是流动性冲击,主要涉及到金融市场,其中流动性较好、容易被赎回的金融产品最容易受到影响(最突出的是货币基金),不管是次贷危机,还是近几年的包商、永煤事件都会有所反应。在此基础上,后续的信用风险传导链条逐渐递进,进一步驱动同业收缩。

第二波冲击是社会信用收缩。

第三波冲击是整个实体经济下行导致资产负债表压力上升,居民部门、企业部门、金融机构和政府部门都会面临资产负债表压力。

恒大本身以及民企债基本不会影响到货币基金以及其他流动性较好的金融产品,因此总体来讲恒大事件带来的流动性冲击大概率不会发生。如果不发生第一波流动性冲击,就不会有同业收缩。

第二步社会信用收缩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因为地产毕竟是全社会信用资产最终抵押品。问题的关键在于,当前社会信用收缩本身是在跨周期设计下新旧动能转换政策引导的结果,对于政策端来说这种社会信用收缩是良性的,而且政策已经做好了计划或者对应举措。因此要合理估计未来可能的社会信用收缩带来的负面反应,如果这种负面反应是政策设计的一部分,其影响就相对可控。

再进一步要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对资产负债表进行观察,关注恒大以及其他相关高杠杆的地产主体的风险演进,包括后续问题的处理和政策框架设计。

地产调控大方向就是要形成金融、实体和地产的良性循环,政策所引导的方向就是为了夯实实体经济,针对实体做一系列改革和转变;与之相对应,金融和地产也要做相应的调整,不管是供给侧改革还是其他方面转变。金融已经先行一步,而地产相对滞后,目前是调控的时间窗口。在政策顶层设计中,目前地产行业面临的调整类似于金融行业的供给侧改革,实施外科手术和“定向爆破”的阶段。

居民部门、企业部门虽然都面临资产负债表的压力,但我们也不用过于担心。居民部门和企业部门需要合理区分,毕竟居民部门是兜住底线,企业部门则分而化之。

从政府部门来看,首先要考虑土地出让金,最终对财政收入造成影响。政策在这方面的设计与地产紧密相连,对上述两个方面都有所规范。

我们既要考虑目前的政策压力,也要考虑政策本身的诉求,高层正在督促地方政策做出调整,不要简单依赖传统发展模式。我们一方面不能低估政策的意志力和决心;另一方面也要合理预期政策的底线。

对于后续政策的应对,我们需要观察三点:一是保交房进展和按揭情况;二是保障性住房融资是否有变化;三是国企拿地行为是否能够对民企形成替代。

总之,按照银行表内分析,总体系统性风险是可控的。

对于信用而言,地产所涉及的信用主体有四类,分别是中小金融机构、其他产业类、城投和地产本身。地产本身面临的情况仍是极限施压、分而化之的状态,面临的信用压力无疑较大,风险仍处于多发易发状态。金融机构有所牵连,但敞口并不严重,正如中国金融稳定报告所说,未来金融机构如果出现问题,总体以“在线修复”为主进行解决。这意味着未来大概率不会再出现包商事件,所以我们的判断是“包商之后无包商”。对于以国有企业为主的产业主体来说,永煤事件冲击后安全垫逐渐建立,总体上无需多虑。压力较大的是城投,但我们要考虑到城投本身也处于转型阶段,虽然面临一定压力,但政策也有底线,在“压、保、转”相结合的政策环境中,我们要合理估计其空间和压力。

如何看待地产债风险与后续影响

近期,恒大负面舆情发酵,信用风险持续暴露,引发市场高度关注。市场的担心,已不仅局限于企业本身,而是蔓延到了对房地产行业、对金融体系的担忧。该如何看待其带来的一系列风险?
1. 恒大事件过程及原因
2020年媒体针对恒大集团的负面报道,成为信用风险发酵的起点。恒大集团将于2021年1月31日前偿还战略投资者1300亿本金,从而可能造成公司资产负债率大幅上升。在政府支持下,恒大集团成功化解了1300亿战略投资到期偿还的压力。但在政策持续收紧的背景下,其资金压力却未能好转。
2021年6月底开始,穆迪、标普、惠誉、中诚信国际等评级机构陆续调降恒大主体评级。

之后,7月发生广发银行诉讼保全事件。8月19日,人民银行、银保监会约谈恒大集团[4]。9月8日,恒大财富发生挤兑事件。
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三道红线”全部踩线,2021年中,仅勉强通过有息负债腾挪达标一条,公司融资受到限制

而三道红线都踩线的背后,是公司激进的发展战略带来融资规模的激增。公司销售规模从2014年的1315亿元增长到2020年的7232亿元,与此同时,公司业务也从普通房地产开发向旧改、汽车、互联网、健康、金融等多个领域延展。根据公司财报,仅2020年,恒大集团权益融资合计就达到888亿港元,包括:恒大物业引战235亿港元、上市募资140.8亿港元,恒大汽车两次配股300亿港元,中国恒大配股43亿港元,恒腾网络出售股份6亿港元,房车宝引战163.5亿港元。

除了权益融资,债务融资需求同样较大。中国恒大表内有息负债规模从2014年的1561亿元快速增长至2020年底的7165亿元,而与此同时,融资成本却居高不下,综合融资成本始终在8%以上,在大型房企中处于较高水平。

公司从2020年开始持续降低表内有息负债规模,但与此同时,应付账款、应付票据等规模快速上升,实际的债务负担并未明显降低。以2021年公司的负债来观察,中国恒大应付账款及其他应付款项在总负债中占比达到48%,同时少数股东权益占比持续上行,即使将其2016-2017年公司引入的战略投资者从少数股东中剔除,其少数股东权益占比也呈现出明显上行,且占比不低。

负债规模庞大,那么资产端怎么样?
我们以中国恒大的资产端来看,发展中物业1.28万亿,占比54%;投资性房地产1554亿,占比6%;可供出售物业1445亿,占比6%;房地产相关资产占比近70%,仍然是资产中占比最高的部分。
公司土储规模过于庞大,资产实际质量存疑。2021年中,公司常规的土地储备规模仍然达到2.14亿平,土地储备原值4568亿元,其中一二线占比69.5%,但楼面均价仅2135元/平,实际资产质量存疑。

除此之外,恒大还有大量不在常规土储数据中的旧改项目,其中主要是大湾区的项目。大湾区旧改项目利润率较高,属于较为优质的资产,但其流动性较差,项目可变现程度不确定。此外,旧改项目前期往往不在公司表内,有可能涉及较多表外债务。

综合来看,恒大对于规模快速扩张的追求、大干快上的多元化对于集团资金占用过多,造成负债高企,三道红线都踩线。而资产端,土地储备规模庞大,大湾区旧改项目较多,但考虑到目前房地产行业形势及土储实际情况,变现和周转跟不上。资产对债务的覆盖程度偏弱,可能已经不仅仅是流动性的问题
进一步思考,恒大风险持续发酵,将给市场带来什么样的冲击?

2. 将带来怎样的市场冲击?

截止2021年中,恒大直接涉及的债务主要包括几部分:国内外债券、银行贷款、信托等非标融资、恒大财富、应付账款及应付票据等,国内信用债约500亿元,海外债约200亿美元,银行贷款及非标总规模约4000亿,恒大财富涉及规模约400亿,应付账款及应付票据超6000亿,还有部分其他负债。

非银投资者对恒大债券认可度一般,参与度不高。截止9月24日,国内存量恒大债券规模558.6亿元,规模较大,但是,结合市场反馈和重点持仓券数据来看,市场认可度较低。

恒大信用风险暴露,对其他民企地产债有负面影响。目前,存量民企地产债约7072亿元,其中估值在9%以上的达到1934.7亿元。考虑到估值9%以上的房企债券市场再融资难度较高,未来可能面临较大压力。当然,我们进行回溯会发现,地产债融资及利差的上行始于2020年8月三道红线政策出台,恒大只是可能会加剧这一过程。

恒大海外债存量近200亿美元,是最大的高收益海外债发行主体之一,其信用风险的持续发酵,对高收益中资美元债市场形成了较大冲击。6月至今,高收益中资美元债指数收益率已经上行至14%以上,而一级市场进入2021年后,净融资也明显下行。

恒大事件中,银行的敞口涉及两部分:

一部分为银行给恒大的直接放贷,以开发贷为主,这部分债务规模没有直接披露,但粗略估计应该在2000亿以上

另一部分为恒大大量已售未交房部分的按揭贷款,根据中国恒大2020年财务报表披露,公司就本集团物业单位若干买家的按揭融资作出的担保为5501.89亿元。

银行敞口较大,将可能涉及风险传导路径:

银行计提坏账,部分银行资本充足率受到明显影响;而在地产行业信用风险大规模暴露的情况下,银行将普遍收紧对于地产的信用敞口。

而涉及的大规模按揭贷款的期房,出于社会稳定,也将是恒大事件中最优先处理的问题,保交付,因而最终涉及的坏账规模将相对可控。

自次贷危机以来,信用风险传导链条很清晰,可以称为“危机三步走”

第一波冲击是流动性冲击,主要涉及到金融市场,其中流动性较好、容易被赎回的金融产品最容易受到影响(最突出的是货币基金),不管是次贷危机,还是近几年的包商、永煤事件都会有所反应。在此基础上,后续的信用风险传导链条逐渐递进,进一步驱动同业收缩。

恒大本身以及民企债基本不会影响到货币基金以及其他流动性较好的金融产品,因此总体来讲恒大事件带来的流动性冲击大概率不会发生。如果不发生第一波流动性冲击,就不会有同业收缩。

而考虑到央行已经成功处理了包括包商银行、恒丰银行和锦州银行等风险事件,而且在最新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中明确以“在线修复”为主稳妥化解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所以,后续需基本不用担心银行等金融机构的问题。既然底线明确,问题就可控。

3. 恒大有没有系统性风险?

首先明确,恒大带来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极小。
在前文分析金融风险传导中已经明确,流动性冲击和金融同业收缩风险均可控

那么剩下的就是宏观层面的问题。宏观层面的问题存在合理化解的时间和空间

房地产市场最大的风险仍然是房价的大面积普跌。而目前来看,核心城市房价从2020年以来一直处于上升通道,而今年受政策打压,个别城市出现了开发商降价促销回笼资金的行为,但整体房价仍然稳定

而房价背后的居民杠杆近年来的确明显上行,但相比于韩国、美国、日本等国家,以及G20、发达经济体整体的杠杆而言,我国杠杆率仍可以接受。

最为关键的是目前房地产库存处于相对低位,不存在行业性的高库存,更多是部分房企的高债务,恰好给了政策一定的处置时间

而且,目前宏观货币环境是稳字当头,总体流动性合理充裕,这是兜住风险底线的关键。
因而,当前环境下,由恒大引发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极低。
4. 是否会有信用收缩?
恒大虽然大,但是未必就是大而不能倒,那是否会带来信用收缩?

信用的基础是企业基本面,在基本面之上,还需要考虑信用的传导以及企业基本面之外的外部支持。

超日事件以来,够得上一定风险级别的目前只有包商和永煤,前者对于金融债信用定价的重塑沉重打击了同业信用,即信用传导中金融机构间的信用;后者对于地方国企信用评估中来自地方政府外部支持的重估同样沉重打击了金融系统。

恒大事件的持续发酵,是房地产行业政策收缩的结果,政策收缩,企业基本面恶化,进而导致融资进一步收缩,而融资收缩是否反向进入金融系统导致金融负反馈的发生,这是决定社会信用收缩的关键。与包商和永煤有明显区别的是,恒大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虽然有,但是可能不会产生持续的金融负反馈。

具体来看,将房企各融资渠道数据加总,2021年上半年房企以上各融资渠道净融资仅1404亿元,相比于2019年上半年的14988亿元和2020年上半年的8371亿元,降幅明显。下半年,房企净融资往往更少,今年下半年大概率融资还将收缩,且收缩幅度将超过2020年。

上半年包括开发贷和个人住房贷款在内的房地产贷款余额50.78万亿,同比增速9.5%,同比增速从2016年以来持续下行。而对应的,房地产贷款在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投放中的占比也略有下降,从2020年底的28.7%下降至2021年中的27.4%。

我们将房地产行业的贷款进一步拆分成开发贷和个人住房贷款。个人住房贷款是银行投放的大头,占银行投向房地产领域信贷比例达到72%,这一部分目前观察出现信用收缩的可能性很小;而开发贷又分为保障性住房开发贷和商品房开发贷,二者近两年增速明显走低,保障性住房融资取决于政策导向,而开发贷按照目前企业拿地行为分析,国企逐步占主导,对应风险相对可控。

在我们组内之前的报告《房企融资具体怎么样?未来怎么看?》中专门详细分析了各家银行在开发贷和按揭贷款上的理论投放额度:总结来看,国有行在开发贷上有比较大的空间,城商行和股份行在开发贷上未来可能还将面临一定收缩压力;无论是国有行、股份行还是城商行,理论上在个人住房贷款上实际能够投放的按揭额度或比较有限

所以,实际上银行信贷投放是政策收缩下的额度受限,而非信用收缩。退一步来讲,即使银行受到恒大事件影响,可能会进而影响信用的传导。我们还需要考虑到央行对于银行体系的管控力。

同时,我们还要考虑政策的底线。

今年8月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1]指出:以经济高质量发展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止在处置其他领域风险过程中引发次生金融风险。

当前社会信用收缩本身是在跨周期设计下新旧动能转换政策引导的结果,对于政策端来说这种社会信用收缩是良性的,而且政策已经做好了计划或者对应举措。因此要合理估计未来可能的社会信用收缩带来的负面反应,如果这种负面反应是政策设计的一部分,其影响就相对可控。

对于后续政策的应对,我们需要观察三点:一是保交房进展和按揭情况;二是保障性住房融资是否有变化;三是国企拿地行为是否能够对民企形成替代

总之,按照银行表内分析,总体系统性风险是可控的。

5. 小结

市场近期对恒大事件进展及后续的影响保持高度关注。
首先,自次贷危机以来,信用风险传导链条很清晰,可以称为“危机三步走”。
第一波冲击是流动性冲击,主要涉及到金融市场,其中流动性较好、容易被赎回的金融产品最容易受到影响(最突出的是货币基金),不管是次贷危机,还是近几年的包商、永煤事件都会有所反应。在此基础上,后续的信用风险传导链条逐渐递进,进一步驱动同业收缩。
第二波冲击是社会信用收缩。
第三波冲击是整个实体经济下行导致资产负债表压力上升,居民部门、企业部门、金融机构和政府部门都会面临资产负债表压力。
恒大本身以及民企债基本不会影响到货币基金以及其他流动性较好的金融产品,因此总体来讲恒大事件带来的流动性冲击大概率不会发生。如果不发生第一波流动性冲击,就不会有同业收缩。
第二步社会信用收缩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因为地产毕竟是全社会信用资产最终抵押品。问题的关键在于,当前社会信用收缩本身是在跨周期设计下新旧动能转换政策引导的结果,对于政策端来说这种社会信用收缩是良性的,而且政策已经做好了计划或者对应举措。因此要合理估计未来可能的社会信用收缩带来的负面反应,如果这种负面反应是政策设计的一部分,其影响就相对可控。
再进一步要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对资产负债表进行观察,关注恒大以及其他相关高杠杆的地产主体的风险演进,包括后续问题的处理和政策框架设计。
地产调控大方向就是要形成金融、实体和地产的良性循环,政策所引导的方向就是为了夯实实体经济,针对实体做一系列改革和转变;与之相对应,金融和地产也要做相应的调整,不管是供给侧改革还是其他方面转变。金融已经先行一步,而地产相对滞后,目前是调控的时间窗口。在政策顶层设计中,目前地产行业面临的调整类似于金融行业的供给侧改革,实施外科手术和“定向爆破”的阶段。
居民部门、企业部门虽然都面临资产负债表的压力,但实际上我们不用过于担心。居民部门和企业部门需要合理区分,毕竟居民部门是兜住底线,企业部门则分而化之。
从政府部门来看,首先要考虑土地出让金,最终对财政收入造成影响。政策在这方面的设计与地产紧密相连,对上述两个方面都有所规范。
我们既要考虑目前的政策压力,也要考虑政策本身的诉求,高层正在督促地方政策做出调整,不要简单依赖传统发展模式。我们一方面不能低估政策的意志力和决心;另一方面也要合理预期政策的底线。

对于后续政策的应对,我们需要观察三点:一是保交房进展和按揭情况;二是保障性住房融资是否有变化;三是国企拿地行为是否能够对民企形成替代

总之,按照银行表内分析,总体系统性风险是可控的。

对于信用而言,地产所涉及的信用主体有四类,分别是中小金融机构、其他产业类、城投和地产本身。地产本身面临的情况仍是极限施压、分而化之的状态,面临的信用压力无疑较大,风险仍处于多发易发状态。金融机构有所牵连,但敞口并不严重,正如中国金融稳定报告所说,未来金融机构如果出现问题,总体以“在线修复”为主进行解决。这意味着未来大概率不会再出现包商事件,所以我们的判断是“包商之后无包商”。对于以国有企业为主的产业主体来说,永煤事件冲击后安全垫逐渐建立,总体上无需多虑。压力较大的是城投,但我们要考虑到城投本身也处于转型阶段,虽然面临一定压力,但政策也有底线,在“压、保、转”相结合的政策环境中,我们要合理估计其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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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风研究·固收】孙彬彬/孟万林

摘要:

场近期对恒大事件进展及后续的影响保持高度关注。

首先,自次贷危机以来,信用风险传导链条很清晰,可以称为“危机三步走”。

第一波冲击是流动性冲击,主要涉及到金融市场,其中流动性较好、容易被赎回的金融产品最容易受到影响(最突出的是货币基金),不管是次贷危机,还是近几年的包商、永煤事件都会有所反应。在此基础上,后续的信用风险传导链条逐渐递进,进一步驱动同业收缩。

第二波冲击是社会信用收缩。

第三波冲击是整个实体经济下行导致资产负债表压力上升,居民部门、企业部门、金融机构和政府部门都会面临资产负债表压力。

恒大本身以及民企债基本不会影响到货币基金以及其他流动性较好的金融产品,因此总体来讲恒大事件带来的流动性冲击大概率不会发生。如果不发生第一波流动性冲击,就不会有同业收缩。

第二步社会信用收缩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因为地产毕竟是全社会信用资产最终抵押品。问题的关键在于,当前社会信用收缩本身是在跨周期设计下新旧动能转换政策引导的结果,对于政策端来说这种社会信用收缩是良性的,而且政策已经做好了计划或者对应举措。因此要合理估计未来可能的社会信用收缩带来的负面反应,如果这种负面反应是政策设计的一部分,其影响就相对可控。

再进一步要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对资产负债表进行观察,关注恒大以及其他相关高杠杆的地产主体的风险演进,包括后续问题的处理和政策框架设计。

地产调控大方向就是要形成金融、实体和地产的良性循环,政策所引导的方向就是为了夯实实体经济,针对实体做一系列改革和转变;与之相对应,金融和地产也要做相应的调整,不管是供给侧改革还是其他方面转变。金融已经先行一步,而地产相对滞后,目前是调控的时间窗口。在政策顶层设计中,目前地产行业面临的调整类似于金融行业的供给侧改革,实施外科手术和“定向爆破”的阶段。

居民部门、企业部门虽然都面临资产负债表的压力,但我们也不用过于担心。居民部门和企业部门需要合理区分,毕竟居民部门是兜住底线,企业部门则分而化之。

从政府部门来看,首先要考虑土地出让金,最终对财政收入造成影响。政策在这方面的设计与地产紧密相连,对上述两个方面都有所规范。

我们既要考虑目前的政策压力,也要考虑政策本身的诉求,高层正在督促地方政策做出调整,不要简单依赖传统发展模式。我们一方面不能低估政策的意志力和决心;另一方面也要合理预期政策的底线。

对于后续政策的应对,我们需要观察三点:一是保交房进展和按揭情况;二是保障性住房融资是否有变化;三是国企拿地行为是否能够对民企形成替代。

总之,按照银行表内分析,总体系统性风险是可控的。

对于信用而言,地产所涉及的信用主体有四类,分别是中小金融机构、其他产业类、城投和地产本身。地产本身面临的情况仍是极限施压、分而化之的状态,面临的信用压力无疑较大,风险仍处于多发易发状态。金融机构有所牵连,但敞口并不严重,正如中国金融稳定报告所说,未来金融机构如果出现问题,总体以“在线修复”为主进行解决。这意味着未来大概率不会再出现包商事件,所以我们的判断是“包商之后无包商”。对于以国有企业为主的产业主体来说,永煤事件冲击后安全垫逐渐建立,总体上无需多虑。压力较大的是城投,但我们要考虑到城投本身也处于转型阶段,虽然面临一定压力,但政策也有底线,在“压、保、转”相结合的政策环境中,我们要合理估计其空间和压力。

如何看待地产债风险与后续影响

近期,恒大负面舆情发酵,信用风险持续暴露,引发市场高度关注。市场的担心,已不仅局限于企业本身,而是蔓延到了对房地产行业、对金融体系的担忧。该如何看待其带来的一系列风险?
1. 恒大事件过程及原因
2020年媒体针对恒大集团的负面报道,成为信用风险发酵的起点。恒大集团将于2021年1月31日前偿还战略投资者1300亿本金,从而可能造成公司资产负债率大幅上升。在政府支持下,恒大集团成功化解了1300亿战略投资到期偿还的压力。但在政策持续收紧的背景下,其资金压力却未能好转。
2021年6月底开始,穆迪、标普、惠誉、中诚信国际等评级机构陆续调降恒大主体评级。

之后,7月发生广发银行诉讼保全事件。8月19日,人民银行、银保监会约谈恒大集团[4]。9月8日,恒大财富发生挤兑事件。
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三道红线”全部踩线,2021年中,仅勉强通过有息负债腾挪达标一条,公司融资受到限制

而三道红线都踩线的背后,是公司激进的发展战略带来融资规模的激增。公司销售规模从2014年的1315亿元增长到2020年的7232亿元,与此同时,公司业务也从普通房地产开发向旧改、汽车、互联网、健康、金融等多个领域延展。根据公司财报,仅2020年,恒大集团权益融资合计就达到888亿港元,包括:恒大物业引战235亿港元、上市募资140.8亿港元,恒大汽车两次配股300亿港元,中国恒大配股43亿港元,恒腾网络出售股份6亿港元,房车宝引战163.5亿港元。

除了权益融资,债务融资需求同样较大。中国恒大表内有息负债规模从2014年的1561亿元快速增长至2020年底的7165亿元,而与此同时,融资成本却居高不下,综合融资成本始终在8%以上,在大型房企中处于较高水平。

公司从2020年开始持续降低表内有息负债规模,但与此同时,应付账款、应付票据等规模快速上升,实际的债务负担并未明显降低。以2021年公司的负债来观察,中国恒大应付账款及其他应付款项在总负债中占比达到48%,同时少数股东权益占比持续上行,即使将其2016-2017年公司引入的战略投资者从少数股东中剔除,其少数股东权益占比也呈现出明显上行,且占比不低。

负债规模庞大,那么资产端怎么样?
我们以中国恒大的资产端来看,发展中物业1.28万亿,占比54%;投资性房地产1554亿,占比6%;可供出售物业1445亿,占比6%;房地产相关资产占比近70%,仍然是资产中占比最高的部分。
公司土储规模过于庞大,资产实际质量存疑。2021年中,公司常规的土地储备规模仍然达到2.14亿平,土地储备原值4568亿元,其中一二线占比69.5%,但楼面均价仅2135元/平,实际资产质量存疑。

除此之外,恒大还有大量不在常规土储数据中的旧改项目,其中主要是大湾区的项目。大湾区旧改项目利润率较高,属于较为优质的资产,但其流动性较差,项目可变现程度不确定。此外,旧改项目前期往往不在公司表内,有可能涉及较多表外债务。

综合来看,恒大对于规模快速扩张的追求、大干快上的多元化对于集团资金占用过多,造成负债高企,三道红线都踩线。而资产端,土地储备规模庞大,大湾区旧改项目较多,但考虑到目前房地产行业形势及土储实际情况,变现和周转跟不上。资产对债务的覆盖程度偏弱,可能已经不仅仅是流动性的问题
进一步思考,恒大风险持续发酵,将给市场带来什么样的冲击?

2. 将带来怎样的市场冲击?

截止2021年中,恒大直接涉及的债务主要包括几部分:国内外债券、银行贷款、信托等非标融资、恒大财富、应付账款及应付票据等,国内信用债约500亿元,海外债约200亿美元,银行贷款及非标总规模约4000亿,恒大财富涉及规模约400亿,应付账款及应付票据超6000亿,还有部分其他负债。

非银投资者对恒大债券认可度一般,参与度不高。截止9月24日,国内存量恒大债券规模558.6亿元,规模较大,但是,结合市场反馈和重点持仓券数据来看,市场认可度较低。

恒大信用风险暴露,对其他民企地产债有负面影响。目前,存量民企地产债约7072亿元,其中估值在9%以上的达到1934.7亿元。考虑到估值9%以上的房企债券市场再融资难度较高,未来可能面临较大压力。当然,我们进行回溯会发现,地产债融资及利差的上行始于2020年8月三道红线政策出台,恒大只是可能会加剧这一过程。

恒大海外债存量近200亿美元,是最大的高收益海外债发行主体之一,其信用风险的持续发酵,对高收益中资美元债市场形成了较大冲击。6月至今,高收益中资美元债指数收益率已经上行至14%以上,而一级市场进入2021年后,净融资也明显下行。

恒大事件中,银行的敞口涉及两部分:

一部分为银行给恒大的直接放贷,以开发贷为主,这部分债务规模没有直接披露,但粗略估计应该在2000亿以上

另一部分为恒大大量已售未交房部分的按揭贷款,根据中国恒大2020年财务报表披露,公司就本集团物业单位若干买家的按揭融资作出的担保为5501.89亿元。

银行敞口较大,将可能涉及风险传导路径:

银行计提坏账,部分银行资本充足率受到明显影响;而在地产行业信用风险大规模暴露的情况下,银行将普遍收紧对于地产的信用敞口。

而涉及的大规模按揭贷款的期房,出于社会稳定,也将是恒大事件中最优先处理的问题,保交付,因而最终涉及的坏账规模将相对可控。

自次贷危机以来,信用风险传导链条很清晰,可以称为“危机三步走”

第一波冲击是流动性冲击,主要涉及到金融市场,其中流动性较好、容易被赎回的金融产品最容易受到影响(最突出的是货币基金),不管是次贷危机,还是近几年的包商、永煤事件都会有所反应。在此基础上,后续的信用风险传导链条逐渐递进,进一步驱动同业收缩。

恒大本身以及民企债基本不会影响到货币基金以及其他流动性较好的金融产品,因此总体来讲恒大事件带来的流动性冲击大概率不会发生。如果不发生第一波流动性冲击,就不会有同业收缩。

而考虑到央行已经成功处理了包括包商银行、恒丰银行和锦州银行等风险事件,而且在最新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中明确以“在线修复”为主稳妥化解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所以,后续需基本不用担心银行等金融机构的问题。既然底线明确,问题就可控。

3. 恒大有没有系统性风险?

首先明确,恒大带来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极小。
在前文分析金融风险传导中已经明确,流动性冲击和金融同业收缩风险均可控

那么剩下的就是宏观层面的问题。宏观层面的问题存在合理化解的时间和空间

房地产市场最大的风险仍然是房价的大面积普跌。而目前来看,核心城市房价从2020年以来一直处于上升通道,而今年受政策打压,个别城市出现了开发商降价促销回笼资金的行为,但整体房价仍然稳定

而房价背后的居民杠杆近年来的确明显上行,但相比于韩国、美国、日本等国家,以及G20、发达经济体整体的杠杆而言,我国杠杆率仍可以接受。

最为关键的是目前房地产库存处于相对低位,不存在行业性的高库存,更多是部分房企的高债务,恰好给了政策一定的处置时间

而且,目前宏观货币环境是稳字当头,总体流动性合理充裕,这是兜住风险底线的关键。
因而,当前环境下,由恒大引发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极低。
4. 是否会有信用收缩?
恒大虽然大,但是未必就是大而不能倒,那是否会带来信用收缩?

信用的基础是企业基本面,在基本面之上,还需要考虑信用的传导以及企业基本面之外的外部支持。

超日事件以来,够得上一定风险级别的目前只有包商和永煤,前者对于金融债信用定价的重塑沉重打击了同业信用,即信用传导中金融机构间的信用;后者对于地方国企信用评估中来自地方政府外部支持的重估同样沉重打击了金融系统。

恒大事件的持续发酵,是房地产行业政策收缩的结果,政策收缩,企业基本面恶化,进而导致融资进一步收缩,而融资收缩是否反向进入金融系统导致金融负反馈的发生,这是决定社会信用收缩的关键。与包商和永煤有明显区别的是,恒大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虽然有,但是可能不会产生持续的金融负反馈。

具体来看,将房企各融资渠道数据加总,2021年上半年房企以上各融资渠道净融资仅1404亿元,相比于2019年上半年的14988亿元和2020年上半年的8371亿元,降幅明显。下半年,房企净融资往往更少,今年下半年大概率融资还将收缩,且收缩幅度将超过2020年。

上半年包括开发贷和个人住房贷款在内的房地产贷款余额50.78万亿,同比增速9.5%,同比增速从2016年以来持续下行。而对应的,房地产贷款在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投放中的占比也略有下降,从2020年底的28.7%下降至2021年中的27.4%。

我们将房地产行业的贷款进一步拆分成开发贷和个人住房贷款。个人住房贷款是银行投放的大头,占银行投向房地产领域信贷比例达到72%,这一部分目前观察出现信用收缩的可能性很小;而开发贷又分为保障性住房开发贷和商品房开发贷,二者近两年增速明显走低,保障性住房融资取决于政策导向,而开发贷按照目前企业拿地行为分析,国企逐步占主导,对应风险相对可控。

在我们组内之前的报告《房企融资具体怎么样?未来怎么看?》中专门详细分析了各家银行在开发贷和按揭贷款上的理论投放额度:总结来看,国有行在开发贷上有比较大的空间,城商行和股份行在开发贷上未来可能还将面临一定收缩压力;无论是国有行、股份行还是城商行,理论上在个人住房贷款上实际能够投放的按揭额度或比较有限

所以,实际上银行信贷投放是政策收缩下的额度受限,而非信用收缩。退一步来讲,即使银行受到恒大事件影响,可能会进而影响信用的传导。我们还需要考虑到央行对于银行体系的管控力。

同时,我们还要考虑政策的底线。

今年8月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1]指出:以经济高质量发展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止在处置其他领域风险过程中引发次生金融风险。

当前社会信用收缩本身是在跨周期设计下新旧动能转换政策引导的结果,对于政策端来说这种社会信用收缩是良性的,而且政策已经做好了计划或者对应举措。因此要合理估计未来可能的社会信用收缩带来的负面反应,如果这种负面反应是政策设计的一部分,其影响就相对可控。

对于后续政策的应对,我们需要观察三点:一是保交房进展和按揭情况;二是保障性住房融资是否有变化;三是国企拿地行为是否能够对民企形成替代

总之,按照银行表内分析,总体系统性风险是可控的。

5. 小结

市场近期对恒大事件进展及后续的影响保持高度关注。
首先,自次贷危机以来,信用风险传导链条很清晰,可以称为“危机三步走”。
第一波冲击是流动性冲击,主要涉及到金融市场,其中流动性较好、容易被赎回的金融产品最容易受到影响(最突出的是货币基金),不管是次贷危机,还是近几年的包商、永煤事件都会有所反应。在此基础上,后续的信用风险传导链条逐渐递进,进一步驱动同业收缩。
第二波冲击是社会信用收缩。
第三波冲击是整个实体经济下行导致资产负债表压力上升,居民部门、企业部门、金融机构和政府部门都会面临资产负债表压力。
恒大本身以及民企债基本不会影响到货币基金以及其他流动性较好的金融产品,因此总体来讲恒大事件带来的流动性冲击大概率不会发生。如果不发生第一波流动性冲击,就不会有同业收缩。
第二步社会信用收缩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因为地产毕竟是全社会信用资产最终抵押品。问题的关键在于,当前社会信用收缩本身是在跨周期设计下新旧动能转换政策引导的结果,对于政策端来说这种社会信用收缩是良性的,而且政策已经做好了计划或者对应举措。因此要合理估计未来可能的社会信用收缩带来的负面反应,如果这种负面反应是政策设计的一部分,其影响就相对可控。
再进一步要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对资产负债表进行观察,关注恒大以及其他相关高杠杆的地产主体的风险演进,包括后续问题的处理和政策框架设计。
地产调控大方向就是要形成金融、实体和地产的良性循环,政策所引导的方向就是为了夯实实体经济,针对实体做一系列改革和转变;与之相对应,金融和地产也要做相应的调整,不管是供给侧改革还是其他方面转变。金融已经先行一步,而地产相对滞后,目前是调控的时间窗口。在政策顶层设计中,目前地产行业面临的调整类似于金融行业的供给侧改革,实施外科手术和“定向爆破”的阶段。
居民部门、企业部门虽然都面临资产负债表的压力,但实际上我们不用过于担心。居民部门和企业部门需要合理区分,毕竟居民部门是兜住底线,企业部门则分而化之。
从政府部门来看,首先要考虑土地出让金,最终对财政收入造成影响。政策在这方面的设计与地产紧密相连,对上述两个方面都有所规范。
我们既要考虑目前的政策压力,也要考虑政策本身的诉求,高层正在督促地方政策做出调整,不要简单依赖传统发展模式。我们一方面不能低估政策的意志力和决心;另一方面也要合理预期政策的底线。

对于后续政策的应对,我们需要观察三点:一是保交房进展和按揭情况;二是保障性住房融资是否有变化;三是国企拿地行为是否能够对民企形成替代

总之,按照银行表内分析,总体系统性风险是可控的。

对于信用而言,地产所涉及的信用主体有四类,分别是中小金融机构、其他产业类、城投和地产本身。地产本身面临的情况仍是极限施压、分而化之的状态,面临的信用压力无疑较大,风险仍处于多发易发状态。金融机构有所牵连,但敞口并不严重,正如中国金融稳定报告所说,未来金融机构如果出现问题,总体以“在线修复”为主进行解决。这意味着未来大概率不会再出现包商事件,所以我们的判断是“包商之后无包商”。对于以国有企业为主的产业主体来说,永煤事件冲击后安全垫逐渐建立,总体上无需多虑。压力较大的是城投,但我们要考虑到城投本身也处于转型阶段,虽然面临一定压力,但政策也有底线,在“压、保、转”相结合的政策环境中,我们要合理估计其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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