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国外资产-外汇占款

外汇占款记载央行获得外汇资产的历史成本，即为了购买外币而投放的人民币，主要与国际收支以及人民币汇率相关。

我国对外汇储备的青睐和积累与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直接相关。时任央行行长周小川曾提到，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为防范风险，（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多致力于较多地增加外汇储备，一开始是为了设法偿还外债、弥补外汇储备的亏空，之后则倾向于较多地积累外汇以防范风险。

2001年我国加入WTO之后，国际收支下的经常账户和资本金融账户的顺差增长加快，叠加强制结售汇制度推动外汇储备快速增长。一方面，由于当时我国政府对扩大出口、引入外资的支持，对资本流出则有一定限制，结合当时实施的强制结售汇制度（强制结售汇制度是外汇短缺时代的产物，建立于1994年。当时要求企业的经常项目外汇收入，除国家允许开立外汇账户予以保留的外，均应全部卖给外汇指定银行），大量外汇流入我国金融体系。另一方面，由于当时人民币采用固定汇率制度，为了维护固定汇率客观上央行需要大规模购入外汇并投放人民币流动性。这些因素都导致外汇储备和外汇占款的迅速增长（2007年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不过，国际收支顺差持续增长、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等带来的外汇储备增长过快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比如人民币流动性的被动过度投放，不利于宏观调控，进而可能加大国内通胀压力和资产泡沫风险等。

为了缓解外汇储备增长过快问题，央行和外管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l  设定并提高外汇存款准备金率。2005年1月，外汇存款准备金率被设定为3%。2006、2007年各调升外汇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这理论上可以抑制商业银行发放外汇贷款并且促使银行增持更多外汇而减少向央行结汇。

l  汇改与人民币升值。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率改革，人民币开始升值，这理论上有利于扩大进口和适当减少出口，进而促进进出口和外汇收支平衡（2005年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间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2008年7月-2010年6月人民币汇率波动大幅收窄。2010年6月之后，央行再度推进“汇改”，人民币再度回归升值通道。

l  通过外汇缴付上调的准备金。2007年8月开始，央行要求总部驻京的全国性商业银行必须用外汇交付上调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部分；9 月该要求扩大到所有全国性商业银行。

l  放松强制结售汇制度。2001年起，符合年度出口收汇额等值200万美元以上、年度外汇支出额等值20万美元以上等条件的企业，经外汇管理部门批准后可保留一定限额的货物出口、服务贸易等外汇收入。2002年，经常项目外汇账户开户条件限制取消，凡有外贸经营权或有外汇收入的企业，均可经外汇局批准后开立经常项目外汇账户。2006年，外汇账户开户无需事前审批。2007年8月，外管局允许企业根据自身经营需要自行保留经常项目外汇收入。

然而，在宏观基本面整体向好、出口竞争力不断提升、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持续深化的背景下，2001-2008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储备/外汇占款增量都在不断提升。

受到全球金融危机以及后来的欧债危机的影响，2008年四季度之后我国出口增速回落，经常账户顺差大幅收窄。不过，与此同时，受益于主要发达经济体的量化宽松政策以及中国在全球经济复苏当中的领先态势，2009-2011年我国资本和金融账户有大量资本流入。该时期外汇储备增量较国际金融危机之前有所回落，但余额仍旧保持增长。

同时，该时期强制结售汇制度也在逐步放松和废止：

2008年8月，修订后的《外汇管理条例》明确规定，经常项目外汇收入可以自行保留或者卖给银行。2009年之后，外管局大力开展法规清理，共宣布废止和失效400余个外汇管理规范性文件，涉及强制结售汇的规范性文件被宣布废止、失效或修订。2011年1月1日起，外管局允许企业出口收入存放境外，无需调回境内。这可以看做我国已不再实施强制结售汇制度。

2011年四季度-2012年，该时期国内经济基本面有所走弱，海外则是美联储退出QE2，人民币贬值预期强化，大量资本外流导致外汇占款增长明显放缓。

2012年四季度美联储再度重启QE，2013年-2014年上半年我国资本和金融账户再度有大量资本流入并推动外汇储备加速提升。

总结来看，2014年下半年之前我国外汇储备/外汇占款规模基本在持续增长，推动央行扩表。

与此同时，与资产端外汇占款不断增长相对应的是负债端储备货币/基础货币，两者分别从资产和负债端推动了央行扩表。

2014年下半年-2016年央行采用宏观审慎工具逐步调整。

受到美国货币政策紧缩、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货币政策大幅宽松等因素影响，市场对人民币汇率有较强的贬值预期，具体体现在银行代客结售汇也出现持续逆差，人民币市场汇率较中间价有明显贬值且持续时间较长，这影响了中间价的市场基准地位和权威性。

为避免失衡过度累积，在2015年8月11日央行宣布完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以下简称“汇改”），以增强中间价的市场化程度和基准性：做市商在每日银行间外汇市场开盘前，参考上日银行间外汇市场收盘汇率，综合考虑外汇供求情况以及国际主要货币汇率变化向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提供中间价报价，即中间价报价模型为“收盘价 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

汇改之后，中间价与市场汇率之间的偏离得到校正，中间价的基准作用得到增强。汇改后，人民币汇率贬值预期仍在进一步深化，具体体现在2015年8月银行代客结售汇逆差明显提升，明显超出了正常水平，存在一定投机套利和顺周期行为；远期人民币汇率持续贬值。

对此，央行主要通过两方面手段来稳定人民币汇率：

一、外汇储备下降。虽然2015-2016年我国经常账户继续保持较大顺差，但外汇占款规模下降明显，一方面存在因贬值预期而减少结汇的需求，另一方面央行可能通过出售外汇来稳定人民币汇率。外汇占款和外汇储备的下降也是推动2015年央行缩表的重要资产端科目。

二、宏观审慎管理。央行分别于2015年8 月底以及9 月中旬对银行远期售汇以及人民币购售业务采取了宏观审慎管理措施，要求金融机构按其远期售汇（含期权和掉期）签约额的20%交存外汇风险准备金，并提高了跨境人民币购售业务存在异常的个别银行购售平盘手续费率，旨在通过价格手段抑制部分企业及境外主体汇率方面的投机行为（2015年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2017年开始，央行逐步退出外汇直接干预，外汇占款规模保持平稳或仅有小幅下降。随着我国经济企稳，叠加美元持续走弱，2017年开始人民币汇率结束贬值并转入升值通道，外汇占款降幅较2015、2016年也出现明显收窄。2018年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也明确提到：“无论是2017 年至2018 年一季度的人民币汇率升值，还是二季度以来的人民币汇率贬值，都是由市场力量推动的，央行已基本退出常态式外汇干预，这从官方外汇储备和央行外汇占款变化上也能反映出来。”

2、国外资产-黄金

黄金科目记录的是央行从国内或国际黄金市场为购入黄金而投放的人民币数量。其在国外资产科目中占比非常小。黄金规模在2001-2021年间出现的几次跃升，均与央行增持黄金储备的操作相对应。

值得说明的是，央行黄金采用历史成本法记账（外汇储备也是）。

3、国外资产-其它资产

其他国外资产主要包括央行持有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头寸、特别提款权（SDRs）、其他多边合作银行的股权和其他存款性公司以外汇缴存的人民币准备金等，在国外资产中的占比不高。其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头寸、特别提款权和多边合作银行股权非常稳定，在中国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上的表现为2007年7 月之前其他国外资产没有明显的变化。

为了降低外汇兑付压力，2007 年7 月30日，央行宣布从8 月15 日起上调存款准备金率0.5 个百分点至12%，并要求总部驻京的全国性商业银行必须用外汇交付上调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部分。9 月，央行要求所有的全国性商业银行都必须用外汇支付此后上调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因此，2007 年8 月开始，其他国外资产出现明显上升。

次贷危机之后，随着外汇兑付压力减缓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下降，该科目规模也逐步下降。

2012 年之后，其他国外资产的波动主要源于商业银行在以外币或人民币缴存法定存款准备金之间的权衡选择。

4、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

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包括：再贷款、再贴现和MLF、TMLF、PSL、SLF、SLO等。

我国再贷款、再贴现的创设时间较早，也是2010年之前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的主要组成部分。

2014年下半年之前外汇占款增长推动央行扩表，大部分时间里央行往往需要通过升准、发行央票和正回购来回收流动性。在此背景下，央行一般不需要主动、大量地投放流动性（如有需要释放流动性通常会通过降准来实现），加之再贷款、再贴现投放量不大（2011年3月，张晓慧：《国际收支顺差条件下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使用和创新》），因而“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规模整体在低位保持平稳。

2014年下半年开始，外汇占款开始系统性下降、流动性结构性短缺背景下央行开始主动调控基础货币，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逐步大幅增长。外汇占款开始系统性下降，基础货币投放主要渠道相应发生根本性变化，这增强了央行调控流动性的主动性。在流动性结构性短缺背景下央行可以更加主动通过货币政策工具（如OMO、MLF、TMLF、PSL、SLF、SLO、再贷款、再贴现等）进行基础货币投放，这体现在资产端“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科目的大幅增长。

5、对政府债权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对政府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因此，理论上央行应该没有对政府透支，但实际上由于历史原因沉淀的少量余额，具体而言是央行持有的特别国债。

其中，对该科目变化影响最大的是2007年发行长期特别国债。

2007年，为了配合财政部购买2000亿美元外汇以作为中投公司资本金，财政部分别于2007年8 月、12 月，向农业银行定向发行6000 亿元、7500 亿元特别国债，然后由央行利用外汇储备购买农业银行持有的特别国债，体现在央行资产负债表上即为2007 年8 月、12 月，对政府债权跳跃式上升（外汇占款科目减少相应金额，不对基础货币产生影响），之后一直稳定在16000 亿元上下。

6、对其他金融性公司债权

2000 年为了支持四大国有银行改革，剥离其不良资产，央行对信达、华融、东方和长城四家资产管理公司进行了再贷款支持，累计向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发放再贷款超过1.2 万亿元，用于收购四大行的不良资产。

2004-2007 年间，央行对其他金融性公司债权出现较大增幅，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根据财政部的要求，为处置工、中、建三家国有商业银行改制过程中的可疑类再贷款，三家银行将其可疑类贷款打包出售给信达、华融、东方和长城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再由央行向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发放专项再贷款，用于认购三家银行的可疑类贷款，金额合计8000 万亿元左右。随后，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将专项再贷款等额转换成央行专项票据，央行对这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即其他金融性公司的债权随之减少。

二、期间证监会对华安证券、南方证券等证券公司进行综合治理，处置不良资产，央行对部分高危证券公司进行资金支持。等到证券公司处置完毕，相应资金陆续归还部分再贷款。

2008年之后，随着上述特殊再贷款逐步偿还，该科目规模逐步下降（中间只有2015年股灾期间央行向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了2000亿元的再贷款）。

7、对非金融部门债权

对非金融性公司债权主要是央行支持落后地区经济开发所发放的贷款，目前占央行总资产的比例不足万分之一。

8、其他资产

目前央行没有公开其他资产科目下的具体统计内容，但2019年1月份金融统计数据解读吹风会中阮健弘司长曾指出：“央行资产负债表中的“其他资产”，是未单独列示的资产科目集合，主要是一些杂项资产项目和应收暂付项目。年底时，这些项目中有不少会有季节性变动的特点。待年末时点过去后，这些季节性变动会减弱或消除。”

除了季节性特征之外，我们还观察到：

一、2019年5月中小银行事件后，5、6月该科目合计增长6827亿元，7月份则回归至原来水平。

二、2020年11月永煤事件之后，12月和1月该科目合计增长约6500亿元。

这说明在特殊时期央行可能通过该科目向银行投放了流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