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冀南银行的成立与发展历程
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成立后提出三项货币政策：一是巩固法币，打击伪币，要做到在中心区域内法币减少外流，防止敌人吸收，绝对禁绝伪币、假钞的行使;二是有计划有步骤地收回土票杂币，减少地方金融上的紊乱状态;三是成立冀南银行，并设立县区的兑换所与分所;四是对于现金银规定可以私有，但不许流通使用。
1938年8月，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内部设立冀南经济委员会，负责组织与领导冀南区的经济建设工作。经济委员会成立后，制订抗日游击区经济建设大纲，发行冀南本位币。
冀南银行刚开始筹备时，便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阻挠破坏，蒋介石多次电令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停止筹组银行和发行冀南票。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钟麟、国民革命军第39集团军司令石友三发出威胁通告：“凡使用冀南票者枪决”。
为避免直接冲突，八路军129师邓小平等首长直接指示，筹建银行的工作由129师供给部徐林领导，银行由冀南向晋东南根据地转移。1938年冬，银行筹建组突破敌人封锁，由河北南宫出发，路经山东、河南境内的馆陶、冠县、莘县、南东、濮阳、汤阴、林县等地，跨越4省18个县，穿过敌人占领的平汉铁路，夜间赶路，白天隐蔽，行军一月余，陆续到达晋东南根据地黎城西井镇周围，继续筹建工作。在西井镇，八路军专门成立了冀南财经学校，由杨秀峰兼任校长，为开办银行储备专业人才。129师还从抗日军政大学等调来一批做过、学过金融工作的骨干，如胡景沄、李绍禹等人，共同筹组银行。129师想方设法从敌占区太原、邯郸等地买回大量纸张、油墨、石版等造币材料。所有这些工作，为冀南银行的成立做好人、财、物的准备。
1939年9月16日，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以财字17号令正式宣布冀南银行成立发行冀南币，要求冀南银行成为“培养抗战经济的摇篮”“保护人民利益的堡垒”。任命高捷成担任首任行长。
高捷成(1909年9月17日-1943年5月14日)，1926年赴广东参加国民革命军。同年11月随北伐军回到漳州，参与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大革命失败后，愤然离开国民党军队，于1932年4月在漳州参加中国工农红军，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10月参加长征，随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全面抗战爆发后随八路军129师来到冀南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担任冀南银行行长之前任冀南税务总局局长、晋冀鲁豫财经处处长。
冀南银行在太行区和冀南区分别设立了机构。冀南区的机构设在河北垂阳，由冀南行政主任公署领导。太行区的机构称晋东南办事处，主任杨介人，地址在山西晋中辽县芹泉村，下辖冀西、漳西、漳北3个办事分处。后来，晋东南办事处又改称为冀南银行总行营业部，太行区各办事处改称冀南银行某分行。
自1941年起，侵华日军疯狂地向华北地区发起扫荡，“铁壁合围”隔断根据地与外面联系，企图困死根据地军民。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反共步伐，掀起反共高潮。这一时期，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又遭遇大旱蝗灾，天灾人祸，接踵而至，生存环境日趋恶劣，根据地进入一段最艰苦、最困难的岁月。
到1942年，太行、太岳区的根据地逐步缩小，冀南区成为游击根据地。冀南银行的工作人员经常处于紧张备战状态，白天工作，夜间行军，跟着部队同敌人周旋，账款平常都由马驮，战况紧急时则挎包随身背，在烽火硝烟中辗转坚持开展业务，因此冀南银行被群众赞誉为“马背银行”“挎包银行”。
1942年12月，毛泽东发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财政工作的总方针，1943年春，边区军民响应党中央号召，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自力更生、保障供给。冀南银行组织工作人员生产开荒队伍，到深山处开辟生产荒地，掀起了生产高潮。
1943年5月14日，冀南银行行长高捷成在河北省内邱县白鹿角村遭遇敌人袭击，他不顾个人安危，坚持让随行人员带重要文件先行撤退，自己组织力量进行掩护。在突围时壮烈牺牲，时年仅34岁。高捷成牺牲后，冀南军区后勤部长赖熟接任冀南银行第二任行长。
抗战后期，经过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边区的各项建设有了很大发展，抗战革命力量不断壮大，129师主力从9000余人发展到近30万人。根据地民兵、自卫队也迅速发展壮大。日本军国主义自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兵力分散、兵势渐衰，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同仇敌忾，敌我战略形势从相持阶段向战略反攻转变。
1944年7月，冀南区和冀鲁豫区合并形成冀鲁豫区，冀南银行冀南区行与鲁西银行合并，称冀鲁豫区行，与冀鲁豫工商局合署办公，林海云任局长兼行长。
1944年10月15日，冀南银行太行区行成立，与工商局合署办公。王兴让出任工商局局长兼太行区行行长。
1944年底，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与冀鲁豫行政主任公署合并办公，两区银行和工商局也合署办公，实行统一领导。
1945年1月，太岳行政主任公署所属的银行、工商等部门合并成立太岳经济局，聂真兼任局长、行长。
1945年5月，冀西银行与冀南区行合并为冀鲁豫银行，与工商局联合办公，林海云兼任行长。
1944-1945年日寇的扫荡减弱，根据地面积不断扩大，大力发展生产，冀南银行增发货币，以供给各项建设的资金需要。
全面抗战时期，冀南银行总行驻地有两次大的迁移。1942年5月反“扫荡”过后，由山西黎城县迁往河北涉县索堡村。1945年冬，又从涉县迁到河北武安县城。冀南银行坚守了9年，1948年8月与晋察冀边区银行合组为华北银行，随后又与北海银行、晋西北农民银行、陕甘宁边区银行合并成立中国人民银行。
二、发行冀南币和冀南银行本票
充实和巩固冀南币发行准备金。冀南银行实力雄厚，不仅准备大量法币、金银，而且掌握大量军需民用的粮食、棉花(布)、食油、食盐等实物，根据掌握的物资灵活调节物价，充实和巩固冀南币发行信用。
为加深群众对冀南币的了解和信任，1939年9月，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专门编写《推行新钞宣传大纲》开展政治动员，向广大群众宣传介绍冀南银行和冀南币，其中指出冀南币发行的准备金主要有两类组成：“一是冀南游击区有着大量的法币，这些法币可以兑换收集起来做为新钞的准备金;二是冀南游击区有着大量的白银硬币金银首饰和现金，这些东西也可以兑换收集起来，作为新钞的准备金”。
1940年4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在黎城县会议上做出了统一财经工作的决定。7月，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与晋东南第三、五专署合并，建立了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简称“冀太联办”。杨秀峰为主任，薄一波、戎伍胜(戎子和)为副主任。冀太联办成立后，通过举办准备金展览会的形式增强人民群众对冀南银行的信心。在黎城西井镇的展览会上，冀南银行展出大量的银币、银元宝、金砖、金条，会场设置“银币”“元宝”“黄金”等展区，场面十分壮观。冀太联办主任杨秀峰亲临现场主持并发言，“通过参观展览，大家就可以知道，冀南银行发行的货币，不仅有准备金，而且准备金还相当雄厚，希望通过展览，大家把冀南银行准备金的实际情况进行广泛宣传，让冀南、太行、太岳的广大群众，思想上树立起相信冀南币和爱护冀南币的坚强信念，把冀南币看成是我们劳动人民自己的货币。”冀南银行雄厚的资金实力给人民群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冀南币的发行有了良好的开端。
发行冀南币，确定冀南币本位币地位。1939年10月至1945年12月，冀南银行共发行冀南币68种、本票9种，总计金额51.04亿元。
1941年2月3日，冀太联办颁发布告，规定冀南银行纸币是冀南、太行、太岳区的本位币，收回原三、五专署发行的上党银号票110万元，逐渐扩大冀南币的流通范围，在冀南、太行、太岳3个地区流通。在冀南币发行中，在太行山的首次发行额是500万元，根据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的指示，500万资金由边区政府和军队各领一半，用于支持地方工、商、农业发展和部队购粮。
区分普通版和地名版冀南币。冀南币普通版可以在晋冀鲁豫边区任何一个区域流通使用。迫于驻扎在各城镇和主要交通干线的侵华日军，疯狂扫荡、分割、包围和封锁根据地的严峻形势，1943年2月22日，晋冀鲁豫边区财经会议决定，冀南币实行分行署区发行管理，在冀南币上加印地区名称“太行”“太岳”“平原”“鲁西”等字样，只限于在纸币上印有地名的区域内流通使用。这样做有利于对敌展开货币金融斗争，控制各根据地货币流通量，防止日军用掠夺的冀南币套取物资、影响物价。
发行冀南银行本票。为方便大宗贸易、便利货款结算、携带，代替一部分纸币发行，1943年9月29日，冀南银行总行发出关于发行本票的通令，开始发行定时、定额、定使用区域的银行票据，发展票据信用，紧缩通货，灵活调剂金融市场，刺激生产。冀南银行本票可以用现钞或存款购买，可随时兑换，也可背书转让。在规定的使用期间内、规定的区域行使，本票到期持有者需到银行兑换。1943年，冀南区、太行区分别发行100元、200元(两种版别)、500元、1000元4种本票;1945年发行1种500元本票。
冀南币发行量。冀南币发行数额逐年增加，主要用于财政支出和服务生产。1940年，冀南银行总计发行2975.3万元，其中军政费用透支额2208.1万元，占总发行额74.2%，用于生产发行额767.2万元，占比25.8%。从1941年之后，用于军政费用与工农业生产逐渐拉小差距、趋于平衡。1941年，冀南银行总计发行5987.8万元，军政费用3425.1万元，占57.2%，生产投资2562.7万元，占42.8%。1943年，按照“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总方针，冀南银行坚持“支持军队，发展生产”的发行原则，以经济发行为主，当年总计发行冀南币3.56亿元，2.66亿元用于支持工农业发展，大约占总发行额的75%。1944年冀南币发行10.59亿元，全部用于发展经济。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夺取最后胜利的阶段，侵华日军大势已去，中国战场抗日战争全面大反攻，军政发行大幅增加，冀南银行发行总额达到35.38亿元，其中21亿元用于军政费用，占比60%。
保证冀南币币值相对稳定。在当时边区物资严重匮乏的情况下，冀南银行提出要根据财经实际所需货币流通量控制发行数额：一是统计人民全年的消费量;二是调查消费品经过几次交易过程;三是调查每一年中交易周转次数。全面抗战时期，冀南币的币值一直保持相对稳定，从1940年到1945年，冀南银行总计发行51.04亿元冀南币，总体上能够根据边区范围大小、战争形势和工农业生产所需等情况，测算市场实际需要货币总量，不断进行调整和追加，币值控制很好。冀南币与其它边币相比，1943年3月冀南币1元相当于晋察冀边区银行币1.25元、晋西北农民银行币5元。1940-1944年，敌占区物价增长6481倍，冀南币发行数额增长大约只增长了12倍。
在恶劣的抗战环境中，冀南币能做到币值相对稳定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与边区政府重视货币信用和控制发行量分不开。1943年7月邓小平在《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中提及冀南币发行工作的成功经验时，曾指出：“为了保障本币的信用，我们限制了发行额……本币的信用是很巩固的”。
三、冀南银行开展的主要业务
冀南银行致力于统一边区币制、开展货币斗争、发放生产贷款，以此促进边区工农业生产、商业贸易，使根据地经济逐步趋向稳定统一。
扶持工农业生产。冀南银行在保障财政军需的同时，积极发放贷款支持农业和工商业发展。全面抗战时期冀南银行共发放农、工、商业等生产类、商业类贷款20亿元，且逐年递增。发放农业贷款4.5亿元，占22.2%;工业贷款7亿元，占34.4%;商业贷款6.4亿元，占31.4%。农业贷款积极扶持农具制造、小型水利、耕畜、种籽、肥料、农场建设等;工业和手工业贷款大力扶持纺织、造纸、卷烟、熬盐等轻工业生产，以及煤矿、铁矿等的开办。
冀南银行贷款支持对象主要以公营和集体经济为主，积极扶持八路军和边区政府创办公营商业、合作社、货栈等。规定集体生产社贷款额不超过股金额的3-5倍，对私人手工业贷款额则严格要求，一般不超私人资本的0.5倍。
支持小规模手工业和商业发展。1943年2月，冀南银行确定信贷任务，计划发放300万元春贷、300万元合作社贷款、手工业贷款200万元、100万元水利贷款、100万元小商业贷款，手工业和小商业等小规模贷款占比达到30%。4月，冀南银行在《关于合作手工业贷款工作的补充指示》中，进一步明确支持合作手工业的信贷政策。
冀南银行还通过晋冀鲁豫边区农村、乡镇先后建立的800多个信用合作社发放贷款，支持农业生产、小手工业生产及家庭副业贷款，如纺织、造纸、榨油、硝盐等，以活跃农村经济、支持农村地区生产自救。
发放大量免息贷款，为抗灾救灾出力。1942-1944年，与日军作战本就艰难，河南、山西、山东、河北等省份自1942年起，都相继发生严重旱灾、蝗灾、瘟疫，其中山西灾情持续三年之久，晋冀鲁豫边区经济受到严重影响。冀南银行发放大量无息救灾贷款、打井贷款救灾济民，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有效改善边区农业生产条件。1944年，由冀南银行贷款支持的三条引水大渠建设完成，其中涉县漳南大渠全长30多华里，可灌溉耕地3600亩。
经营汇兑业务，实现“五行通汇”。为畅通各根据地的资金汇兑，1940年冀南银行开始经营汇兑业务，计划实行“五行通汇”，到1941年，基本实现了与晋察冀边区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陕甘宁边区银行的资金汇兑。
(中国金融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红色金融史编写组编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