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政府1935年11月的法币改革，废除银本位，确立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发行的纸币为法定货币，但法币却没有能独占全国市场，如日伪钞、河北钞、晋钞、冀钞、平津钞、察哈尔票、伪蒙疆票等百数十种形形色色的各种政权钞票仍在晋察冀根据地流通，人民深受其害。

 

货币战是对敌经济战的重要形式。边币发行之初，和法币、银元、晋钞、冀钞、平津钞、察哈尔票等杂钞土票同时流通，并且法币、冀钞的势力都比边币大。为尽快打开局面，快速扩大边币阵地，清理地方钞票和各种杂钞，边区政府采取多种货币斗争措施和办法：运用政治力量，发布命令，规定边币是市场唯一支付货币;对群众作深入细致的政治动员和解释，从革命战争和政治着眼，向群众广泛宣传边币的人民政权属性，边区金融与抗日的关系，让人民群众深刻地认识到，巩固边币信用，巩固边区经济，就是巩固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具体的经济举措上，金融、贸易、财税等统一部署、相互配合等等。货币的阵地战、币值战经过敌我反复较量，到1940年底，晋察冀边币占到边区货币流通的80%。边币胜利将伪钞、杂钞大量挤出边区。到1942年，边区与敌占区贸易基本没有了中间货币。

 

伪钞是侵华日军掠夺边区人民物资，以战养战的金融武器。1938年2月11日，日伪政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创办“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总行设于北平，另在天津、青岛、济南、开封、太原以及日本东京等地设立办事处。在日本军国主义控制下的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成立后，提出货币一元化的口号，滥发“联银券”，贬值法币，以套取物资和外汇。成立后短短两年，发行额高达4.2亿万元之巨，成为侵华日军掠夺华北的重要工具。在边区流通的伪钞除“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的“联银券”外，还有“满洲银行”“朝鲜银行”“察南银行”“蒙疆银行”等傀儡银行发行的地方钞。

 

在具体的斗争策略上，晋察冀边区取缔一个个地方伪钞，破坏敌人推行“联银券”一元化的图谋。在敌占区，通过管控贸易，动摇“联银券”信用根本，造成“联银券”大幅贬值。

 

与贸易斗争相配合，使敌占区伪“联银券”信用破产，陷入危机。为对付日军的货币掠夺，边区政府要求边区内部贸易，一律以边币为本位币，持有法币者，在交易时必须兑取边币，违者法办;绝对禁止法币外流，边区商人有向敌占区购买必需品者，应当先到县区政府登记，由边区银行兑给杂钞，绝对不准携带法币出境;对地方伪钞，均一律打击排挤，绝不准在边区境内行使，如有携带入境或私相授受的，一经查出，均以汉奸罪论处;白银绝对禁止流通或出境，携往敌区或敌据点的，以汉奸治罪。

 

1939年华北地区发生严重水灾，农作物大幅减产，敌人占领的主要城市粮食奇缺，人们拿着大额“联银券”都买不到面粉，北京等地米粮价格不断上涨，联动多种生活用品涨价，市场通货膨胀，物价飞速上涨，到1940年“联银券”大幅贬值，日伪匆促应对，不得不发行百元大钞平复市场混乱局面。与此同时，晋察冀边区坚持“禁止奢侈品输入，限制代用品输入，奖励必需品输入，禁止必需品输出，限制可能被敌人利用品输出，奖励过剩品输出”的贸易原则，严格粮食和重要物资禁运，使侵华日军套购物资、以战养战的图谋无法为继。敌占区因物资供应不足，物价日趋上涨而无法控制，伪钞币值日趋衰落。此后，“联银券”又相继发行500元大钞、1000元大钞，1945年更是疯狂发行3000元大钞，强弩之末的“联银券”形同废纸，已然破产，敌占区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

 

集市也是货币斗争和经济斗争的重要阵地。集市掌握在谁手里，就为谁的经济服务。城镇、乡村的集市是晋察冀农村地区人民群众物资交流的重要场所，是货币流通的主要场所。边区政府依靠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揭露日伪军通过集市掠夺边区物资的阴谋，劝说群众不要到敌人据点赶集。有时还派出少量精干的武装人员，袭扰敌占区集市，把集市轰散。在距离敌人据点相当近的游击区，也争取控制集市贸易，削弱敌军的物资供应。

 

对察哈尔省银行发行的“察哈尔票”以贬值一半的方式驱逐出边区。抗战之初，冀察两省主要城市被日军占领后，察哈尔省银行即被日军占有和控制。1939年1月，边区政府在察南、雁北地区将察哈尔票贬值一半，规定农民的田赋在限期内可以缴纳察哈尔票，快速回收察哈尔票，又以十余万元的边币收回一部分察哈尔票，经过一年的斗争，很快扩大了边币在察南、雁北的流通区域，基本清除察哈尔票。但因缺乏斗争经验，回收的察哈尔票无法对外使用，相当于一堆废纸。

 

对平津杂钞采取向敌占区坡度贬值的方法清除。日本占领平津后，抢占了河北省银行。1939年3月，边区政府制定《关于打击平津各杂钞出境规定》，发出清除平津杂钞出境的命令。《规定》中要求：“平津各行杂钞，本身既无外汇，处敌高压之下，势必依限收回。一经停使，即同废纸，为巩固边区金融计，所有在本区内流行之此项杂钞，应速设法一律打击出去，望即协同群众团体加紧进行宣传鼓动，使民众尽量持向敌区购买货物，务期全数推到敌区，以免损失。”

 

边区政府采取向敌占区坡度贬值的兑换方法，清除平津杂钞。如在阜平，一元冀钞兑换边币五角，离边区政府所在地越来越远的地方，依次可兑换六角、七角、八角，一直到敌占区，并且平津杂钞的币值始终低于敌占区日伪的兑换币值，如将冀钞九折使用，边区就七折兑换，于是商民纷纷携带冀钞去敌占区购买货物，以冀钞换回物资，不愿意带旧冀钞入边区，不到三、四个月的时间，边区境内9000多万元的冀钞基本上被挤出边区。

 

展开反假币斗争，打击消灭大批日军和汉奸伪造的边币和法币。1940年-1942年间，敌人伪造大量边币和法币对边区物资进行赤裸裸地掠夺，手段卑劣、狡猾。为对抗侵华日军的无耻行径，稳定边区内经济金融秩序，边区行政委员会发布《严防假法、本币流行的通令》，附发真假边币、法币的鉴别方法和说明，列举了纸料、花纹、花边、风景、字迹、号码、冠字、图章、颜色等真假特征。边区政府在边区各县的每一区成立边币对照所，负责辨别真假法币、边币，使侵华日军汉奸的阴谋无法得逞。

 

对法币采取保护与禁止流通的政策。考虑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局，晋察冀边区银行成立初期，允许法币与边币共同在市面上流通了一个多月。当时日军竭力搜刮法币运往上海，或伦敦、纽约，套换外汇，购买军火和石油。日军还利用国民党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法币(不能换汇)，套取边区粮食、棉花等物资。从1938年6月开始，为统一管制金融，防止日军利用法币以战养战，边区银行决定对法币采取保护政策，禁止法币市面流通，持有法币者按1：1兑换边币使用，集中管理法币。皖南事变后，为寻求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坚持抗日，牵制东方战场日军，保护根据地人民利益，边区银行不再接受法币，力主以边币为本位币投放流通，支持根据地发展农业、工商业。同期法币在国统区恶性通胀，不断贬值，法币在边区影响越来越小。

 

以粮食为主增强物资供应，稳定金融与物价。币值斗争的中心任务是巩固边币币值，压低敌币币值。在战争环境中，边区时刻要面对财政赤字、物资匮乏的经济问题。虽然边币发行可支持财政、军政大量支出，但同时也会引发物价上涨、币值下降的问题。货币的发行量与币值之间存在对立统一的矛盾，而解决这一矛盾，实现币值与发行量动态平衡的主要方法就要依靠持续增加物资供应。晋察冀边区位于广大农村地区，粮食是主要消费品，是边区经济的支柱，各种物价以粮价为标准，所以粮食是金融和物价稳定的“压舱石”。

 

晋察冀边区政府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和调控物资，对发展生产、进口物资、军需民用作出一系列周密计划。晋察冀边区银行重视管控发行量，在全面抗战时期根据斗争需要做好边币适度发行。抗战初期，晋察冀边区银行为肃清敌币，曾发行一批相当数量的边币以便迅速占领阵地。之后，则主要是通过增加财政收入、存款回笼，逐步减少发行，尽可能地适应边区商品交换的实际，严格掌握边币流通量。八年全面抗战时期，虽然边币因战争形势变化，有些年份购买力出现大幅波动，物价指数上涨，但远远小于沦陷区、国统区物价涨幅，粮食涨幅亦在人民群众可接受范围内，其他消费品因交换量较少，价格涨幅较少，晋察冀边区金融一直维持稳定局面。

 

没有晋察冀边区银行，边区行政、军政的困难是不可想象的。边区银行一方面展开对敌经济斗争、货币斗争，抵制日伪币，打击敌人掠夺边区物资;另一方面加大力度，发行货币支援大规模军事支出，放款支持发展根据地农业、工商业，解决农民生活生产中的困难，晋察冀边区银行是边区财政、军政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重要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