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金融史37 | 陕甘宁边区银行货币发行
陕甘宁边区银行成立时的资产仅有原国家银行西北分行结存的现款32208.88元，1938年3月，原国家银行西北分行将所有现金、首饰陆续拨付到边区银行，边区银行的资本金此时也仅达到10万元。根据第二次国共合作协议，边区所有货币必须使用国民党发行的法币，以法币为本位币。考虑到边区政府不允许发行货币，边区银行采取经营商业、积累资金的发展方针，按照6:1(即6元西北分行纸币兑换1元法币)的内部比价收回已发行的西北分行纸币。从成立之日到全面抗战结束，因国民党不断掀起反共高潮，陕甘宁边区银行货币发行经历了三个时期。
(一)1938年6月至1941年2月，以“延安光华商店”名义发行代价券，作为法币辅币。
抗战初期，法币开始在边区作为本位币流通。由于法币主币以五元、十元券居多，面额较大，很快引起物价上升。为便利人民生活和降低物价，边区政府曾委托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向国民党政府交涉，要求增拨辅币，但经过反复交涉，仅从设在西安的国民党政府中央银行分支机构兑出辅币2000元，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到1938年6月，边区法币辅币缺乏已经成为干扰正常经济活动的严重问题，市场上甚至有些人用寄信的邮票代替辅币。为解决这一问题，陕甘宁边区银行以“光华商店”名义发行代价券。
成立光华商店，经营商业。1938年4月1日，陕甘宁边区银行接收陕甘宁贸易局(内称合作总社)，与光华书店合并，建立光华商店，并负责光华商店的经营管理。光华商店总店设在延安，是这一时期仅有的一家公营商店。光华商店成立的主要任务：一是购入边区必需的商品物资。如边区急需的布匹、棉花、纸张、文具、通讯材料、五金等物资供给边区机关、部队、学校、群众；二是组织边区的食盐、皮毛、药材等土特产品出口；三是平抑物价，光华商店的商品销售价格比市场价低10%—20%，货真价廉，承担调剂边区物资供应、稳定物价的重要职责。当时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领取国民政府按月拨付八路军的军饷，一半交送延安，一半买成商品，交付光华商店负责进货。光华商店还委托与国统区工商业有传统联系的商人购进货物。
以“延安光华商店”的名义发行代价券。光华商店除承担着组织边区土产出口、供给军需民用物资的任务之外，还为边区银行发行货币积累资金。从1938年6月起，经党中央和边区政府批准，边区银行用“延安光华商店”的名义发行代价券，持券可随时到光华商店如数兑换法币，开始发行一分、二分辅币，后来逐渐增发到五分、一角、二角、五角，以至七角五分。既可以辅币的形式代替主币，在交易中计算方便，又不违反国共合作的协议，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为边币的独立自主运行做好了准备。
光华代价券的发行引来国民政府的责难和诬蔑，国民党有关部门认为延安此举破坏了国共两党的协议、破坏了国家金融的统一，要求边区收回辅币。面对国民党政府的质问、指责、造谣，边区政府为此郑重答复国民党政府行政院、财政部和西安行营，多次发电、复函说明理由，进行有理有据有节、不屈不挠的斗争。1939年1月8日，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以林伯渠名义致电国民党财政部，指出“边区境内，零星辅币万分缺乏，经各地商会等向边区政府申请，准许光华商店发行2分、5分、1角的代价券，原系暂时权宜便民之计，而且流通范围，只限陕甘宁边区。发行以来，因准备充足，深得人民信仰，并无武装部队强迫使用事情”。
光华券逐渐加大发行量。边区银行起初严格控制光华券发行量，至1938年底，共发行10万元，1939年发行31万元。1940年8月后，八路军主力部队大都开赴到抗日前线，国民党政府却不再按时发给八路军抗日经费，11月19日干脆停发，致使陕甘宁边区财政陷入极大困难。为弥补财政赤字，1940年下半年起光华券发行量逐步增大，共增发光华券200多万元。
光华商店由于经营有方，业务快速发展，1938年至1940年，陆续建立了三边、绥德、庆阳、关中、盐池、曲子、庆阳、甘泉等8个光华商店分店。从1938年6月光华券开始发行，一直到1941年2月陕甘宁边区银行币开始发行，光华券共流通两年九个月，累计发行430多万元。
(二)1941年2月至1944年6月，停止使用法币，发行陕甘宁边区银行边币。
皖南事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对边区的经济封锁和破坏变本加厉，停发边区一切抗日经费，阻断边区一切外援。迫于财政陷入严重困难、对外贸易被封的局面，作为应对措施，边区政府于1941年1月28日决定，由陕甘宁边区银行发行边币，开始建立独立自主的货币金融体系。1月30日，边区政府发布《关于停止法币行使的布告》，规定边区境内停止法币行使；凡藏有法币的，必须经边区银行总分行或光华商店总分店兑换边区票币使用；禁止私带法币出境。2月18日边区政府正式发布《关于发行边币的布告》。
停用法币、发行边币，是陕甘宁边区金融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它标志着边区经济金融进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新阶段。
1941年2月至1943年12月15日，边币以所积累的法币作为保证基金，发行1角、2角、5元、10元、50元、100元、200元、500元、1000元、5000元等10种币种，另发行500元、1万元、5万元3种本票。发行的货币主要支持大生产运动，对工商业也适当发放贷款，据统计，1941年发行货币2300万元，发放各种贷款700万元，1942年发行货币9100万元，发放各种贷款1000万元。
经过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边区党政军和人民群众基本解决粮食困难，基本实现生产自给。1943年党政军民学的全年开支，60%来自部队机关学校的自给生产，19%来自政府公营事业的收入，税赋征收只占10%，银行透支为7%。
以经济手段为主，法律教育手段为辅，开展边币阵地战、比价战。边币发行初期，边区经济面临许多困难，为支援战争，边区银行不得不将大部分边币用于弥补财政赤字。两年多，边币急速过多投放，造成物价很快上涨，1941年物价比1937年平均上涨21倍，到1942年物价涨速大增，比1941年又上涨33倍之多。同时因为边区需要大宗进口棉花和布匹等物资，贸易上长期存在严重入超，法币供求矛盾尖锐，造成边币持续贬值，边法币比价由1:1下降为3.2:1。
为保证边币顺利流通，巩固边币市场，边区政府颁发一系列禁令、指示，明确规定：边币为边区唯一合法通货，一切交易、记账、计算、支付，均需以边币为单位；严格禁止法币、银元流通，加强法币管理，法币兑换实行出境准许证和兑换证明书制度；对破坏金融市场秩序的，视情节严重，以破坏金融法令论罪。除运用行政法律手段外，边区政府通过各种方式，向边区群众广泛开展拒用法币、日伪币，使用边币、支援战争的宣传教育。
边区政府对法币的禁令，并没有使法币消失匿迹。边币大幅贬值，边区内法币兑换的需求反而大增，黑市大行其道。为遏制黑市交易，边区银行决定尝试法币交易公开化，1942年10月，通过延安市私商“裕通顺”挂牌买卖法币。12月1日，边区政府正式决定，由贸易局在各地组织10余家货币交换所(后来划归边区银行领导)，公开挂牌买卖法币。
在对法币的比价斗争中，边区政府还综合统筹金融、贸易、财政，采用多种灵活策略，将稳定食盐价格、灵活洽定棉花布匹收购价格作为稳定金融、发展经济贸易的重要手段，提升边币币值，增强边币信用。
(三)1944年7月至1948年1月，发行“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
棉花和布匹是边区大宗进口物资，一般占边区进口总额的65%以上。国民党封锁边区，企图“不让一粒粮、一尺布进入边区”，还千方百计阻止边区特产食盐出口，1943年下半年，因棉花和粮食十分短缺，带动边区整体物价齐涨、猛涨。
面对国民党当局经济封锁、边区入超严重的经济局面，发展生产是当务之急。1944年3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派陈云为西北中央局委员并担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主持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工作。陈云上任后，有效地执行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在金融、贸易上都实行了一系列创新举措，彻底扭转边币贬值、贸易入超经济领域的被动局面。
代替边币，发行与法币1:1比价的“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1944年4月，陈云发现在边币对法币比值太低的情况下，要稳定金融，既不提高边币牌价又不发行边币很难做到，并且不发边币会使边币流通量一天天缩小。经过反复比较，他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提交西北局讨论：要将边币与法币的比价提到一比一，而又要使市面金融不停顿，就要想一“偷梁换柱”的办法。发新票，政治上会有不良影响。允许边币、法币同时流通，也有弊端。可考虑由盐业公司发一种流通券，定价与法币一比一，与边币比价则固定于一比九，并使其在边区流通，一面逐渐收回边币，至预想程度时，即将边、法币比价一跃而提升为一比一，然后再停止盐票的发行，以边币收回盐票。如此就能实现边币提高至一比一的目的，使市面金融不受影响，还可驱逐法币。
5月23日的西北财经办事处会议采纳陈云的建议，会议作出《关于发行商业流通券的决议》，决定发行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整理金融，活跃市面。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名义上为贸易公司，实际上仍由边区银行发行。《决议》规定商业流通券票面分为50元与10元两种，1元相当边币15元，与边币比价固定不变。
流通券发行后实际比价为每元折边币20元。流通券自1944年7月1日开始发行，1948年1月停止，在1945年前发行有5元、10元、20元、50元、100元、200元、500元7个币种。
边区政府大力推行流通券。1944年至1945年，边区政府多次发表布告、通令、通知等文件推行流通券。1944年7月29日，中共西北局常委会发出《关于发行商业流通券致各地委电》，指出：“一切党政军机关的供给部门：公营商店、合作社、贸易公司以及一切财经税收机关均须用全力来支持流通券，并帮助其建立信用。”“对法币、白洋，必须在稳定与推广边币及流通券基础上继续采取打击政策，凡我财经部门及公营商店均一律以边币计价，拒用法币、白洋，一切出口货均收边币、流通券，只有在外商找不到边币、流通券情况下才折收法币。在群众中也经过适当方式，宣传政府法令，禁止使用法币、白洋，使法币、白洋市场缩小。我们为了不让法币、白洋占我边区市场，宁可使法币、白洋流入银行，再由我们有计划地抛出边区境外。”
商业流通券在稳定边币、法币比价上功不可没。1944年6月以后，边币和法币的比价基本上稳定在8.5:1左右。12月以后，流通券作为边区银行的特别放款，投放运用收购盐和土产，支持对外贸易。1945年5月1日，西北财经办事处发出《关于统一货币单位的通知》，正式确定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为陕甘宁边区本位币，边区银行以商业流通券每元兑换20元边币的比价陆续收回了边币。
1947年底，陕甘宁边区银行与晋绥边区西北农民银行合并为西北农民银行，统一发行西北农民银行货币后，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逐步停止流通。
陕甘宁边区的货币发行虽然遇到了经济严重困难、货币超发贬值等问题，但探索建立了独立自主的货币金融体系，积累财政、贸易、经济、金融统筹管理的实践经验，打破了国民党对边区的经济封锁，摆脱了国民党法币对边区经济命脉的控制。
(四)有关边币、商业流通券发行准备金的思想。
1.朱理治关于储备多种形式资金扩大银行准备金的思想。朱理治在任期间，提出扩大银行准备资金，储备多种形式资金，并可通过掌握特产出口物资来增加银行资金，吸收赤金、纹银、现洋等民间通货，完善发行工作。当时银行资金种类有货币(法、边币)、硬通货(金银)，其中货币占96%。为改变这种以货币为主的资金储备状况，边区银行设法掌握其他种类资金，到1942年底，银行发行的准备金组成中，金银、硬币、法币及银行经过物资局及光华商店的储存商品占40%，生产事业投资及放款合同、各种有抵押之借据占60%。
2.陈云关于以“法币+物资+金银”的组合储备扩大银行准备金的思想。1943年之后，面对边币超发贬值、贸易严重入超的经济困境，如何确定边区银行发行边币的准备金，陈云提出以“法币+物资+金银”的组合方式储备发行基金，强调首先“要有充分的法币准备”。考虑到银元在国民党法币改革后已被禁用，法币是边区与国统区商品交换的唯一通货，应储备法币保证物价和边币币值。第二是物资准备，需储备如布、棉和抛出去可以回笼边币的物资。第三是金和银，有金银储备，就能摆脱对法币的依赖。1945年2月，国统区物价大幅上涨，为稳定币值，国民党政府采取紧缩货币的政策。陈云在西北财经办事处会议多次提出收购黄金的任务，以免法币不断贬值造成边区银行资本损失。经过陈云的未雨绸缪，抗日战争胜利时，边区银行储备了大量黄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