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金融史22 | 闽浙赣革命根据地金融机构——闽浙赣省苏维埃银行
1932年9月，方志敏、邵式平等人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从大局出发，抵制住王明路线“持久围攻堡垒”的错误战略方针，坚持诱敌深入、围魏救赵、避实击虚的游击作战经验，率红十军二进闽北，经过浴血奋战，获得空前胜利，使1927年年底弋横暴动创建的小块红色区域，短短几年时间，扩大到闽浙赣三省边境赣东北、闽北、浙西广大地区。1932年12月，党中央根据闽浙赣革命斗争实际，批准中共赣东北省委改建为闽浙赣省委，万永诚任书记，12月11日，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改为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方志敏任主席。省会仍在江西横峰县葛源镇。全盛时期，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包括上饶、横峰、弋阳、崇安、开化等20余县的地区，拥有100多万人。
一、闽浙赣省苏区的财政与经济
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因革命斗争形势的变化，经济金融建设主要是在1932年12月到1934年春期间。1933年3月18日至23日，闽浙赣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江西横峰葛源召开，会议通过《财政与经济问题的决议案》，肯定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一年间在财政收入、经济建设的显著成绩：“做到以税收为主的经常收入”“红军筹来的款子，只占很小的比例数”。在经济上，“苏区的生产许多苏区的须要品自行制造，尤其是耕种运动的发动。增加苏区谷米的生产，对外贸易处工作的改善，在敌人的封锁之下，流通了苏区与非苏区的贸易，而且部分的由入超变为出超。消费合作社已普遍建立，并建立少数生产合作社。”
《决议案》还重点对下一步经济金融工作提出了改进意见，主要内容有：
一是始终坚持优先发展农业。《决议案》中提出“尽量发展苏区生产，鼓动群众加紧春耕，垦荒运动，培植森林及提倡畜牧运动，提高农业生产”“尤其是闽北的茶业竹木纸张和闽笋，更应培养与制造。”方志敏在《工农报》上发表《为全部实现农业计划而斗争》的社论，号召各级苏维埃政府要把苏维埃决议内容完全传达到群众中去，并且“所有规定的生产计划，要全部实现或超过”。党和政府领导组织根据地群众开展生产比赛，发动反懒惰斗争，组织突击队、模范队，奖励群众开垦荒田荒地。
二是大力发展工业、手工业和生产合作社。在原赣东北省的基础上，鼓励和帮助群众集资开办各种生产合作社(如烧石灰、开煤炭、纺织等)以及信用合作社，发展苏区生产。《决议案》还要求根据地“要发展各种家庭手工业制造苏区各种日用品……各种印刷用品，及医药上某些用品，均需尽量在苏区内自行设法制造”。
三是保证贸易自由，奖励出口贸易。允许白区商人来苏区做生意，鼓励将苏区多余的农产品和工业品，高价运输出口，鼓励多出口闽北的茶叶、竹木、纸张、闽笋等，对白区的贸易逐渐变“入超”为“出超”，增加苏维埃政府银元的收入和储备。
四是发挥苏维埃银行发展生产调节金融作用，帮助政府解决财政困难。《决议案》中对银行基金的扩充、资本的使用、货币的信用、贷款的用途都作出了明确的要求和导向。《决议案》提出，鼓励群众向银行入股与储畜，以扩充银行基金；银行的资本，主要用于帮助各种合作事业的建立与发展，并贷款于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帮助他们制办工具，购进耕牛、耕具和肥料。
在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根据地党政军民齐心协力，发展生产，到1933年底，粮食生产远超计划目标，不仅能自给自足，而且还出口几十万石余粮，油、茶、竹、木等农副产品年产值高达300万元。国营商店发展到60多家，实现全年营业额50多万元，区乡消费合作社的全年营业额达到了76.7万余元，赤白贸易也出现了顺差的好成绩，进口总额达到12.4万元，出口总额19.9万元，扭转逆差局面，实现贸易盈余7.5万元。
二、赣东北省苏维埃银行升级为闽浙赣省苏维埃银行
1932年12月，随着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升格更名为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赣东北省苏维埃银行亦改称闽浙赣省苏维埃银行，行址设在省会所在地葛源，行长由原赣东北省苏维埃财政部张其德兼任，经理是欧阳奂。
赣东北省苏维埃银行闽北分行随之更名为闽浙赣省苏维埃银行闽北分行，原省苏银行下属的德兴、上饶、贵溪兑换所，也一律改为分行，因为这些分行所在地大多是物资流通量大、交易频繁的边境县，所以分行不但进行兑换业务，还办理储蓄和发放小额贷款。
1933年初，为提高银行的实力，保证发行货币的信用，体现工农权益，全省第二次工农代表大会审议通过《财政与经济问题的决议案》，鼓励群众集资入股银行。同年9月，全省支部书记联席会议及第一次全省贫农团代表大会要求财政部将添招10万元银行股票作为经济动员最中心工作之一。这次招股工作由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领导下的招股委员会负责，计划发行每股1元的定额股票，股息为6厘(0.6%)，年终结算。营业盈余扣除开支费用和股息，每年所有纯净红利将照股分红。发行期从1933年9月到1942年止，共计10年。
募股工作出乎意料地顺利。就在这次联席会议上，以各支部为单位自报推销的银行股票数额共计4万多股，在向根据地群众募资的过程中，招股委员会采取多种形式做好宣传解释工作，基于对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真挚的信任和感情，群众积极踊跃认购股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招股扩资的任务圆满完成。
三、闽浙赣省苏维埃银行的货币发行
闽浙赣省苏维埃银行成立后在1933年分别发行了银元壹圆、壹角两种银行券、“铜元拾枚”银行券(铜元360枚等于一元，36枚等于一角)。闽北分行1934年11月发行了壹圆、壹角两种银行券。
1933年初，闽北根据地为了解决对银元的大量需求，在武夷山大安成立了闽北分区造币厂，开始铸造银元，仿铸过民国三年版袁世凯头像银币，孙中山侧面头像银币、墨西哥鹰洋等，自行设计并自铸列宁侧面胸像的中国苏维埃银币以及地球和象征全世界工农联合的镰刀、锤子交叉图案闽浙赣省苏维埃银币。
历史上每当战争来临，需要大量使用铸币进口战略物资，储备的铸币不断减少，如果停止兑换，不顾经济的实际情况，滥发纸币为战争筹款，会使纸币大幅度贬值、购买力大幅缩水，民众蒙受损失。银行滥发货币补充财政的方式是竭泽而渔、饮鸩止渴。为避免滥发纸币对苏维埃政权的毁灭性影响，省苏维埃政府坚持货币发行规律和原则，坚持贯彻方志敏同志提出的“货币发行要讲信用”政策主张，实现了“尽量不用货币发行来弥补财政开支”的要求。
1933年下半年，方志敏指示，将财政部金银全部拨给银行，“由银行代理金库……如资金不足可以向银行借款”，随时充实省苏维埃银行的准备金实力。1934年后，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面对敌军疯狂的大规模进攻，财政压力日益吃紧，预备和筹集充足的银元准备金，以掌握的金银和土地税为发行基金，通过省苏维埃银行增发了一定量货币，到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决定战略大转移时，闽浙赣根据地总计发行将近100万元。由于多年来积极发展工农业打下良好的经济基础，又能做到随时满足人民群众的兑现要求，闽浙赣苏币币值一直都较为稳定，与银元等值流通。
除发行定量货币，省苏维埃政府还通过发行公债筹集军政费用和经济建设资金，弥补财力不足，做到了少用货币发行的手段来弥补财政开支，同时给百姓提供投资机会。1934年7月，由省苏维埃财政部长(兼省苏维埃银行行长)张其德署名，省苏维埃政府发行了“粉碎敌人五次围攻决战公债券”，公债券的背面印有《发行公债条例》，《条例》共分八条，详细公布了债券的筹集资金总额、利率，资金用途、本息偿还时间、担保、负责机关。决战公债拟发行10万元，定期1年，年利率为1分(1%)，筹集到的资金80%用于决战经费，10%开展苏区经济建设，10%用于救济革命群众。
推销发行公债由各级苏维埃财政部负责。根据地人民群众积极购买革命战争公债，从经济上支援反“围剿”战争，后因苏区主力红军编成北上抗日先遣队，闽浙赣苏区陷落，未能偿还。解放后，人民政府如数偿还了苏维埃公债和兑换了群众未用的苏区纸币。
四、闽浙赣省苏维埃银行开展的金融业务
国民党反动军队不断骚扰，苏区工农业生产不断遭到严重破坏，省苏银行按照省苏维埃政府经济发展的政策要求，采取区别对待的信贷政策，积极开展金融活动，重点支持农业，为生产合作社解决制作耕具和生产肥料的资金需要、对于由群众集资经营的各类生产与消费合作社由职工会担保，给予必要的贷款解决农户购买基本生产生活资料的资金需要，大大激发了群众的生产热情，苏区农业呈现一派大好形势。1933年底根据地农业大获丰收，粮食产量增加2成，油茶收成翻番，同时开垦了3万多亩荒田。
在苏维埃货币信贷的支持下，根据地的工业生产和内外贸易，特别是省苏维埃政府主办的国营工业企业都有了一定的发展；对于私营商贩的临时资金周转，银行对其的贷款活收活放；为了活跃苏区经济，银行还在上饶、弋阳、横峰等地建立了信用合作社，实行低息或免息借贷。商贸物流、生产和消费合作社、煤厂、纺织厂、锅炉厂等经济实体生气蓬勃，初步形成门类齐全的经济体系。
纵观闽浙赣革命根据地银行从初始建立到停办短短四年多时间里，在方志敏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苏维埃银行不惧没有经验可鉴的艰苦条件和经济封锁的严峻困境，以大无畏的勇气、极富远见和创造性的智慧和胆识，从零起步，建立起独立自主的苏区金融货币体系，即使因战火近燃，财政紧张，仍创造性地运用金融调节经济，完全不同于国际资本主义将金融作为掠夺和搜刮人民财富的“剪羊毛”工具，发行独立自主的苏维埃货币，将资金以低息或免息的方式投入经济建设，保持币值稳定、发展苏区工农业，切切实实将融通经济的金融功能转化为苏维埃政府的财政税收，充实了财政实力，在经济上保障根据地人民群众利益、支援根据地革命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