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金融史3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与湖南农民协会创建的金融机构
1923年初，湖南衡山县的岳北、白果一带开始有农会组织的萌芽，1923年春夏之交，受毛泽东和中共湘区委的派遣，刘东轩和谢怀德回到家乡湖南衡山县白果镇岳北村，带回了革命的火种，擂响了农民运动的战鼓，于1923年9月，湖南衡山白果成立岳北农工会，随即韶山、银田寺等地陆续成立农民协会。
北伐战争不到半个月，北伐军由广东向长江流域顺利挺进，1926年7月中旬，相继攻占湖南醴陵、长沙、浏阳等地。在一片大好形势下，1926年7月湖南全省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成立，12月即在长沙召开了湖南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截止到1926年11月，湖南省已有54个县建立了农民协会组织。1927年1月，湖南农会会员达到200万人。湖南成为了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农民组织起来后，建立自己的武装队伍，成立农民协会，开展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农民运动发展极为迅速，“造成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在农民运动打倒地主政权的地方，实现了“一切权力归农会”，农民协会真正成为当地的准政权组织。
农村权力机关建立后，如何开展经济金融工作是必须要面对的问题。1926年12月，在毛泽东和中共湖南省委的领导下召开了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会上制定了铲除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建立民主政权和农民武装等40个决议案。在金融方面更是开天辟地地作出了维护广大劳苦大众权益的《金融问题决议案》和《农民银行问题决议案》两项重要决定。
《金融问题决议案》针对“中国币值紊乱已极，农民及一切贫困农民受影响极为深广”等问题，明确规定“禁止城乡商店或个人发行市票”；“取消元丝银”“铜圆的成色须确定不变，制造数量须适合社会需要”“禁止轻质的广东毫子及四川轻质铜圆入境”，银钱比价须统一等规定。
《农民银行问题决议案》为解决“在许多方面虽高利也没有钱可借，农村资本既如此贫乏，农民尤其是贫农的生产力，便因之大为减弱，肥料不足，人力不全，塘坝不修，农具不齐，因此秋收歉薄，影响经济极为重大，农业衰落，农民痛苦遂成为全国普遍现象”，请求政府“设立农民银行，并以最低利息借款给农民”，并以“省之公有之地，如营产、官产、荒芜田地等，拨做农民基金，不得以他种名目，动用此种为农民谋利益的农民银行款项”。
在《农村合作社决议案》中则进一步指出，“贫苦的农民，为免除高利贷的盘剥，应组织信用合作社，用集体的资本，集合的信用，以谋储蓄及信贷的便利。”湖南省农民代表大会还特别通过了《取缔高利贷决议案》，要求明令禁止高利贷。这一系列的思想理论、政策方针，为湖南农民协会金融事业创造了主客观条件。
1926年7月6日，北伐军占领衡山县城。根据中共中央“设立农民银行”的政纲精神，1926年12月，柴山洲特别区农民协会委员长文海南给衡山县农民协会的“呈文”中提出开办柴山洲特别区农民银行。随后，浏东平民银行、柴山洲特别区第二农民银行、沅江工农银行、醋陵地方银行相继筹备、建立，并自主发行货币；为促进当地商品流通，成立的浏阳文市生产合作社、浏阳金刚公有财产保管处非银行类的机构也开展了金融工作，发行了货币。1926年秋冬至1927年春，湖南境内各地农民协会建立的金融机构有：湖南衡山柴山洲特别区第一农民银行、第二农民银行、浏东平民银行、醴陵地方银行和醴陵工农银行等8家，发行货币在12种以上。
开始自主发行货币，是湖南农民协会创建金融机构的重要特征。湖南农运过程中，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下，农民协会纷纷成立了大大小小的金融机构，自主发行货币，货币一般以银元或铜元、铜钱为本位，属于兑换券性质，同时作为革命宣传的载体，大多都印有革命的口号和文字。这些金融机构不仅能够解决农民的资金短缺问题,对整个地区的生产生活、物资交易能发挥调节和支助作用，而且争取、团结了广大农民为维护自身权益加入到革命斗争的队伍中，为土地革命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一、湖南衡山柴山洲特别区第一农民银行、第二农民银行
衡山县是湖南省农民运动最先兴起的地方。1923年9月，衡山白果镇成立了“岳北农工会”。1925年末，毛泽东派刚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毕业的共产党员、省农运特派员贺尔康到柴山洲指导农民运动。贺尔康到达衡山后，深入柴山洲秘密发展农会会员，培养发展了文海南、夏仁和、夏兆梅等农会积极分子为中共党员，先后建立农会小组、组织成立中共柴山洲支部。1926年4月，在筹备柴山洲特别区农民协会的同时，贺尔康按照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农村金融政策主张，成立柴山洲特别区农民银行筹备处。
柴山洲地区地势平坦，土质肥沃，适宜于种植辣椒等经济作物，又有油麻田、栗子港两个码头，水路交通便利，物产丰富，农产品交易频繁，商品经济活跃。尽管柴山洲有一定的地理优势，但旱涝成灾也是常有的年景，当地地主依附的封建军阀势力还很强大，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点名批判的“湖南右派领袖‘左社’头子”刘岳峙，家就在柴山洲特别区油麻田。他与湖南军政首领赵恒惕长期控制、把持衡山地区。农民生产生活如遇资金困难，就得借贷，但年利息都不会低于40%，是一种利滚利的极端盘剥方式。天灾人祸使挣扎在贫困边缘的农民愈加贫穷，无法生存。
1926年12月，柴山洲特别区农民协会委员长文海南给衡山县农民协会的“呈文”中记载，柴山洲特别区“三面滨河，地势低洼，迩来旱涝成灾”，“民生凋敝已达极点，故民众要求甚为迫切”，“是以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经济绝交，促使一般贫乏之农夫、劳苦之工人生计愈促，莫可如何。属部有见及此，特筹设农民银行，以图补救。”
“呈文”中详述了银行创建时柴山洲特别区凋敝萧条的经济情况、农民被敲骨吸髓的生活状况，正是基于此，为争取更多的农民加入到农会组织，参加反剥削反压迫的革命运动，农民协会一方面带领农民与土豪劣绅开展政治经济斗争，另一方面着手筹办真正为“雇农、佃农、小商人、手工业者”服务的农民自己的银行。
1926年12月，遵照《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农民运动宣言及政纲》，柴山洲特别区农民协会召开会员大会，正式成立柴山洲特别区第一农民银行，成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组织成立最早的农民银行。
第一农民银行还订立了《银行章程十二条》，确定以“维护无产阶级、维持生活、扶持生产”为宗旨，柴山洲特别区农民协会委员长文海南被选为银行经理。货币发行的基金主要是将没收土豪劣绅侵占的公产、祠产中的一部分，连同减租、减息、退押所收的银钱，加上对土豪劣绅的派捐和富户自愿捐款，筹得共计5800元作为银行基金和资本金。
第一银行成立后，迅即向农户发放生产、生活贷款和为农民协会办理平粜收款，贷款对象以雇农、佃农、小商人、小手工业者为限，借款期限按用途审定，贷款利息按月息5厘收取，同时银行还向合作社放款，用于收购农副产品和生产资料的经营。除了信贷业务，第一银行创造性地制作和发行农民自己的货币，以银元为本位，发行面额为一元的货币——银元票，限定发行额为5000元。
银元票用4寸长、2寸宽的白竹布制成，票面文字用毛笔书写，竖式，上面盖有“柴山洲特别区农民银行”图章和经理文海南、副经理夏兆梅的私章，布币一元可随时兑换银元一元。银元票布币流通区域除在特区内使用外，也在湘江对岸的湘潭“王十万”地区流通。1926年的柴山洲有800多农户,4000余人，银元票布币的流通范围相对还是比较小的。
湖南衡山柴山洲特别区第一农民银行银元票布币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早的人民货币、革命货币，是中国共产党人组织发行的第一张货币，它在人民货币史上揭开了光辉的第一页。
银元票发行后，效果很好，在这次成功经验的基础上，1927年二三月间，柴山洲特别区农民协会又在油麻田设立了第二农民银行，提出了“节制资本，救济贫困”的创办宗旨，银行行址设在油麻田刘家祠堂。选举肖雨成任经理，柳晋生任副经理，马观连任监察员。通过向地主豪绅派捐筹款得款项1000元作为银行基金，发行了同样的布质银元票。两种银元票都同时在当地流通交易，可相互使用。
柴山洲特别区第一农民银行的经理文海南和副经理夏兆梅同时也是农民协会的执行委员，这使得布币更加易于取信于民众，加上信誉很好，布币用途十分广泛,包括用于实物商品，交纳学费，广泛收到农民的欢迎。布币从1926年4月柴山洲特别区第一农民银行开始筹备后随印发行和流通，直到1927年5月12日长沙“马日事变”后，第一农民银行、第二农民银行被迫停止活动，布币停止流通使用，总体上流通了一年左右时间。
二、浏东平民银行
在1926年12月湖南省农民代表大会上，专门作出的《农民银行决议案》反映了广大农民要求从高利贷桎梏下解放出来的迫切愿望，是从经济上帮助农民摆脱封建剥削的一项重要斗争手段。全省农代会后，湖南农民运动进入高潮，浏阳县、区、乡也都相继成立了农民协会，农会会员发展到30余万人。
浏阳隶属长沙市，位于湖南省东部偏北，古代浏阳地属荆州，因县城位于浏水之阳而得名，包括浏阳东乡的古港、高坪、永和、达浒、东门、张家坊六个区，当时有人口30多万。浏阳当时是湖南农民运动较发达的地区之一，1926年7月，北伐军进入浏阳，8月县农民协会即告成立。1926年7月，浏东六区的区党部(主要成员为共产党人)召开联席会议，决议发起筹建浏东平民银行，确定浏东平民银行的办行宗旨是“以制止高利借贷，提倡平民储蓄，活泼地方金融，增进工农生活为唯一之目的”；确立浏东平民银行为股份有限公司，计划筹集股金6万元为银行基金。1927年1月，浏东平民银行正式成立，银行行址设在浏阳县城朝阳街贵升公处，负责人李明轩、汤佑贤。银行下按六个区设分经理处，每个分经理处设经理、会计各一人。
浏东平民银行货币发行和流通情况。浏东平民银行发行了两种纸币：一种1927年1月发行的常洋伍角临时兑换券；一种同年3月发行的常洋二角信用券，各发行12万元。
常洋伍角临时兑换券长十五厘米，宽八厘米，正面印有“浏东平民银行临时兑换券”和“伍角”等字样，还印有发行时间，编有号码，左右下方还有“平民银行”小印章，纸币背面印有“摘录浏东平民银行试办章程”，并盖有“浏东平民银行监事会之图记”的方印。常洋二角信用券正面左右两方还印有“打倒资本主义”、“拥护农工政策”字样，体现了平民银行为工农服务的革命本色，正中下方印有“此券合成拾角即兑常洋壹元”。体现了以常洋为发行本位的兑换性。
浏东平民银行货币发行的资金来源和信用保证金情况。平民银行临时兑换券背面印制的银行试办章程说明了银行的资金来源和信用保证，银行股金总额为6万元，由六个区认股，平均每区1000股，每股10元，每区总股金为1万元，六区公有财产之不动产值15万元为股金总额，也是货币发行的保证金。章程中具体规定：第一条，平民银行本信用合作社之旨，以制止高利借贷，提倡平民储蓄，活泼地方金融，增进农工生活为唯一之目的，时由六团信用团体组织之定名为浏东六团平民银行；第二条，本银行为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条，前条之股分总额六万，十元为整股，一元为零股，六团平均各认一个整股，自行计事分配于农工商学各信用团体，或合作社，但私人投资应以一整股为限；第四条，本银行之信用保证指定六团公有财产不动产值洋银十五万元。（一）师山所有不动产，（二）东敬学所有不动产，（三）六团公有不动产，（四）东安会不动产，（五）东路资不动产，（六）劝业局不动产，（七）东南仓基二分之一不动产。……第七条，本银行发行兑换券总额十二万元，于必要时或交易上得行使期票或汇票等证券。”
以上提到的六区公有财产主要指的是：师山书院即当时浏阳东乡一所较大的学校；东敬学的公产即学生赴省读书的资助费；六团公有不动产即东乡六区联合办公的房产；东安会不动产是东乡六区联防局的公产，用于治安经费；东路费不动产即东乡六区用于修桥补路的公产；劝业局不动产即用于发展教育事业的公产；东南仓基是过去的皇仓储备粮谷、积谷。
这些公产皆存在已久，成为浏东平民银行资金来源及发行票币的信用保证，是农民自己货币的坚强后盾。为了保证纸币在本区域范围内正常流通，农会宣布不准私人出市票，也不准市场上使用光洋，凡持现洋到市场上购买货物或到农村收购土特产，均须先到平民银行兑换纸币。
浏东平民银行的业务开展情况。浏东平民银行开展的业务主要有两项∶一是自主发行货币，稳定金融市场，活跃农村经济；二是发放贷款，抵制高利贷，支持农民发展生产。浏东平民银行所发行的纸币保证兑现，并且严格规定，凡持有银行临时兑换券和信用券需要到外地采购物资或作其他用途的，需到银行兑换光洋。
浏阳县东部山区盛产红茶、土纸、茶油，当地地主豪绅曾设立公钱局、商钱局以滥发纸币、巧取豪夺、压低商品收购价来掠夺农民的农副产品。公钱局是上东富豪集资经营的，相当于钱庄。商钱局是商人集资办的，两者都发有期票和市票，用来收购农副产品，运销出去后再兑现给农民。浏东平民银行成立后，公钱局、商钱局停办，所发的期票和市票也都停用，商人要收购土纸、茶油、茶叶，都必须拿现洋到银行兑换纸币后才能到农村去收购。同时浏东平民银行还通过开展借贷业务，举办多种贷款，抑止农村高利贷，支持农村生产生活，如在生产贷款方面，曾对烧石灰的农民发放过石灰贷款，每窑十至二十元；对农村纸槽生产发放过土纸贷款；生活贷款方面，对贫困农民则根据人口多少、劳力强弱和困难等不同情况发放，每户三至五元不等，以解决临时困难。
平民银行发行的货币由于能十足兑现，充实了农村的货币资金，促进了物资交易，很快就占领了浏阳东乡一带的农村金融阵地。但由于蒋介石悍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1927年5月21日长沙马日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在湖南全省疯狂镇压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六月反动派攻打浏阳，浏东平民银行被迫停办。浏东平民银行只存在了半年左右时间。
三、浏阳金刚公有财产保管处
金刚头是湖南浏阳县南乡经济较好的集镇，盛产鞭炮，当地农民以做鞭炮为主要家庭副业，作为耕种之外的一项重要经济来源。1927年初，金刚头镇成立了农民协会，当地经营鞭炮的老板因害怕农民运动,都关门携款外逃。店号关闭，无人收购和运输鞭炮，致使农民生产的鞭炮一时断了销路，资金发生困难。为帮助群众解决鞭炮购销和运输问题，1927年2月，金刚区农民协会委员长何文渊、区党部委员李达卿及农民运动特派员慕容伍等中共党员商议，召集金刚头各公法团联席会议，决定成立金刚公有财产保管处，以金刚头镇上所有的学产、祠堂、寺庙、桥会、路会等动产、不动产全部移交保管处为担保品，于同年2-3月发行期票有价证券，委托协会向农民收购鞭炮，待销售后再用所得现银兑给持有期票的群众。期票到期可以兑现，信誉很高。
四、浏南文市生产合作社
浏南文市，是湖南浏阳县南部文家市区的简称，1927年1月，浏阳县南部文家市区农民协会为搞活经济成立了浏南文市生产合作社。社址设在文市“曹家祠堂”，负责人有尤先峰、吴先进、陈盛桥、甘恩早、张功熟等人。合作社集消费、生产、信用、金融于一身，组织人员经营盐、油、屠宰、豆腐等加工业，保障当地供给。1927年3月，为筹措资金，生产合作社发行面额一角、二角、五角、一元纸币。这些钞票与流通的银元等值，可以在合作社购买米、盐、油等生产生活资料，随时可以到生产合作社兑换银元。湖南发生“马日事变”后，农民协会遭国民党镇压，纸币停止流通。因叛徒出卖，尤先峰、吴先进、陈盛桥等负责人在江西九江被敌人抓获而惨遭杀害。
五、醴陵地方银行和醴陵工农银行
1926年7月，北伐军进入湖南醴陵县，在中共醴陵地方委员会的领导与组织下，醴陵县农民协会成立。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使地主豪绅胆战心惊，纷纷携款外逃或转移资金，当地货币资金严重匮乏，物资无法交易，生活无法保障。1927年年初，毛泽东来到醴陵考察农民运动，在文庙坪向农运干部提出“醴陵要成立筹产委员会，要成立地方银行，没收地主的金银财宝，存入地方银行”，随即醴陵地方银行宣告成立，于同年1月开始发行票币，开展信贷业务，进一步发展当地经济，支持农民生产生活。醴陵地方银行筹集发行基金3万元，发行壹角、贰角、叁角、壹圆面值，到同年8月，军阀许克祥攻入醴陵，农民协会遭到破坏，银行被迫停办。
1927年3月8日，醴陵县第二次工农代表大会决定建立“工农银行”，建立筹备处，由农民协会筹产委员会从没收地主的财产中筹集资金6万元成立，银行行址设在了县农会保管处内，主要发行票币，但由于时间短暂，同年8月被迫停办，未来得及开展其他业务。
红色金融轰轰烈烈的伟业，离不开用鲜血换来的宝贵的革命经验。湖南红色金融的火种是靠一批平凡的共产党人热切地奉献理想信仰、舍身践行革命使命播下的。1927年5月长沙“马日”事变后，柴山洲特别区第一农民银行副经理、共产党员夏兆梅明知国民党清乡队在夏拜公祠召集大会，他自知“没落半个子”，没犯半点错，因此他不怕，要向清乡队说清，可一进祠堂，就被大绑入狱，后被反动派枪杀在湘江岸边。为柴山洲特别区第一、第二农民银行的筹备、建立忙碌奔波的共产党员贺尔康，被国民党清乡队抓捕入狱，后在长沙被杀害。我们应永远缅怀和铭记这些奉献牺牲的革命先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