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世纪的圣殿骑士团，一骑当先谱写出千年金融史。从保护朝圣者财物的“衍生品”，到成为世界经济沟通的媒介，金融逐渐发展成为不同的国家、地区间沟通的“通用语”。
与以往的金融史相比，现代金融史更像是一部金融创新史，而在金融创新方面，马克思与凯恩斯都是代表人物。
马克思最早的经济学著述，就是他身为《纽约每日论坛报》记者时，对经济问题发表的评论。当时金融市场已经成长为一个跨区域的“巨人”，投资者能够交易海外市场发布的债券，能够讨论印度殖民地债务的每日利率。
马克思通过对金融历史的解读，认为货币的发明和第一份意大利债券的发行，成金融技术的开端，而威尼斯、热那亚的政府债券促进了上市公司的发展，最终促成了现代资本市场的诞生。
但这在他看来并不是什么好事，甚至认为债券持有者是“有闲的食利阶层”，而资本主义只不过是一个过渡阶段而已，只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阶段中的一个环节。
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的目光更多的投向了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他的经济学主要反映弱势者对社会正义的认知；但相应地，他不承认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性，而是持反思和批判的态度，并注重对这些异化现象的解释和解决。
1936年，凯恩斯一反过去的立场，发表了他的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的通论》，强调贸易差额对国民收入的影响，相信贸易保护政策如果能带来顺差，必将有利于提高投资质量和扩大就业，最终带来经济繁荣。
书中，否定了传统经济学萨伊定律即“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因而不存在经济危机，凯恩斯明确承认经济危机的存在及严重破坏性。
摒弃了传统经济学的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机理，不相信市场机制的完善性和协调性，认为经济危机不可能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而恢复均衡，坚决主张：采用强有力的政府干预，对严重的经济危机进行紧急抢救。
开创了现代宏观经济分析，研究总就业量，总生产量和国民收入及其变动的原因，以区别于单个商品、单个厂商、单个消费家庭之经济行为的微观经济分析。
不可否认，凯恩斯的经济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使西方世界经历了长达25年之久的“繁荣”，但随之而来的，就是70年代的“滞胀”，使凯恩斯主义不得不退出“官方经济学”宝座。即使如此，在各国目前实施的经济政策中，仍然可以看到凯恩斯主义的身影。
马克思与凯恩斯各自定义了经济学的基础，他们对于经济、金融的未来，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马克思认为市场经济有其本身无法克服的矛盾，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的私有化是不可调和的，所以主张政府参与其中，并主导经济活动。
凯恩斯认为市场长期是可以自我调控的，但短期内出现问题，市场不具备立即调整的功能，需要政府干预。 从这方面来看，凯恩斯对未来的预见更倾向马克思，他主张“食利者的消亡”。
随着21世纪的到来，更多的金融创新接踵而来，比如被动式指数型投资的发展，诞生了一种新型投资基金：标普500指数基金。
金融的未来还会有哪些进化？也许答案就在历史中。
金融史兼具衡量现在的标尺以及引领未来的向导的作用，随着科技的发展世界间的经济交流更加复杂，而我们也可以从金融史中吸取教训，并为未来的金融发展提供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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